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下)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具体的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论钱谦益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上)

钱谦益是清初著名的诗学理论家,他对前后七子诗派的批评是其诗学理论构建重要内容和现实要求。钱谦益与前后七子之间的关系可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前后七子诗学对钱谦益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钱谦益诗歌创作的早期,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不利的一面,也有正面的可取的一面。一是钱谦益对前后七子诗学理论的批评,在批评中钱谦益注意到了知人论世和区别对待,这些批评几乎贯穿钱氏的后半生。     

论雅各布森"诗歌语法"批评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批评一直是文学理论的难点。本文通过对其诗学理论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探讨分析,展示了雅各布森诗歌批评的思维逻辑和“诗歌语法”批评的操作方法。     

唐代诗学中的“感悟式批评”

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唐代诗学成就斐然。诗歌批评领域,传承并凸显了一种“感悟式批评”的品诗方法。梳理“感悟式批评”的表现,进而分析其利与弊,在中西诗学比较的视野下,以期实现其现代转型。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论闻一多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求真"与"求美"是闻一多古典诗学批评的两个重要尺度,"求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要素,而"求美"则是吸收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因子。闻一多从中国诗歌产生的源头论证了"诗缘情"一说的合理性,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诗人之真性情。但他又不囿于旧说,而是借鉴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学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另外,在诗学批评的方法上,他不仅运用了传统的训诂考据的方法,还引进了西方当时流行的文化学批评的方法。他力图通过还原古代诗歌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从产生文学艺术的生活场景来对文学艺术进行文学本体性研究。     

选本批评与当代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

选本批评是当代诗歌批评的重要方式，其以选和编的方式有效地参与到诗歌场域的构筑中去。诗歌选本与诗歌创作现场之间构成一种语境上下文关系。就当代中国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论，选本批评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青年主体的呼唤；二是诗学观念的表达；三是诗歌流派的建构。相比小说等其他文类选本，诗歌选本批评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敞开性、阐释性和有效性三方面的结合。这与诗歌选本所发挥的独特的“判断、分类、解释”等批评功能有关。从这个角度看，诗歌选本批评是批评作用的最集中呈现。     

试析罗庆春双语诗学的批评方法

研究彝族著名诗人、学者罗庆春的诗学,不能规避的是对其诗歌批评方法的研究与分析。罗庆春在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及发展时,既运用了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借鉴了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等现代批评方法,为其较为成熟的诗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论梁宗岱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

梁宗岱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理论家、批评家。本文尝试考察其理论批评实践，从其诗学建构及批评的方式入手，一方面勾勒出他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将两种诗学体系的“共相”误读为诗歌艺术本体以建构自我诗学体系的基本策略，一方面探讨他在理论批评的艺术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并以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一种参考和借鉴。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朝鲜许筠诗学对摘句批评的运用——以对朝鲜诗歌的批评为中心

许筠的诗歌理论深是中国诗论影响下的产物,许筠更承传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批评方法,尤其是摘句批评朝鲜诗人诗作,在其诗学批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体现出了他的尊唐诗学意识。     

古代诗学概念“句法”论

句法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一直以来关注甚少,句法概念的内涵在各种著作中也指涉不一,语法层面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句法本身的诗学意义.诗歌句法实质上是一个诗学范畴,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是指诗歌中能够获得审美意义的语词选择与组合方法.句法既是创作方法,也是批评方法,句法的演进与诗歌体式格律变化与“诗家语”的追求密切相关.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

当前的“女性诗歌”话语建构在定义、边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灰色区域”和“盲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框架内 ,笔者利用文本和互文分析考察“女性诗歌”与其他文本和其他话语之间的对话性 ,目的在于以批评的眼光解读贴在“女性诗歌”上的种种标签 ,认真探讨其形式和审美意义 ,重构群体话语和个体诗学的互动关系 ,考察“女性诗歌”话语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