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和坎宁的“外交革命”

本文主要论述了１８２１年爆发的希腊独立起义所引起的东方问题发展过程中英国的近东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累联合奥地利等国抑制沙俄利用希腊起义进行的扩张的倾向，坎宁接任后承认希腊为交战一方，拒不再与欧陆列强合作，反对沙皇召开有关希腊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但在希腊战场形势发生剧变后，坎宁一改初衷，实行以联俄制俄的方针，准备承认希腊的有限独立，以稳定近东局势。坎宁新方针的实质是与欧陆列强争夺在东方问题乃至在欧洲争霸中的主导权。     

试析坎宁推行“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国际动因

乔治·坎宁是英国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托利党革新派。坎宁在1822—1827年任外交大臣期间,打着“反干涉”的旗号,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希腊革命,反对神圣同盟,扭转了英国近代外交的路线,恢复了英国在欧洲外交的主导地位。以当时英国的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为背景,通过分析坎宁推行“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国际动因及其成效,探究“反干涉”外交政策对英国近代外交的影响。     

近代英国外交政策模式的形式

本文从宏观上论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放弃对大陆领地的觊觎;实现不列颠岛的独立与稳定;发展海军,在海峡上建立防御屏障;谋求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伺机向海外扩张。这一模式为英国政治家继承,成为近现代英国的外交传统。     

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理想主义外交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20年间,英国背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英国的外交政策。无论是20年代倡导依靠国际联盟以实现集体安全,还是30年代主张通过大国协作保障欧洲和平,都使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政策深深地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     

英日同盟的订立与英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

19世纪末年,英国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找寻订立反俄军事政治同盟的伙伴.初以德国为对象,未遂.后与日本谈判成功,于1902年订立英日同盟.这一同盟并未背离英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既继续保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孤立”,又使英国仅承担十分有限的军事义务,便利用日本,有力地遏制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论战后欧洲一体化中的英国外交

直到现在，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投入的热情一直比其他欧盟成员国要少。英国仍然有强烈的独立于欧洲之外的独特感。然而，英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大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外交传统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布列塔尼事件中英王亨利七世的策略评析

英法百年战争后,英国国力衰弱,而法国在欧洲堪称大陆强国。为了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抵抗法国的强势扩张,英国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在布列塔尼事件中,英王亨利七世通过各种手段,有效地遏制了法国在欧洲侵略扩张的势头,而且其外交策略也为后世英国外交所效仿。     

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运用

乔治·坎宁在1822--1827年任外交大臣期间,打着"反干涉"的旗号,支持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及希腊革命,反对神圣同盟,扭转了英国的外交路线.本文以神圣同盟提出的"干涉"原则为切入点,解释坎宁的"反干涉"外交政策的含义,重点分析"反干涉"外交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和平外交与欧洲均势——卡斯尔雷、坎宁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外交的两个重要利益点遭到严重威胁,一是捍卫国家领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对外贸易与促进经济繁荣。战争让英国深刻认识到,维持欧洲均势才能捍卫英国本土安全,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外交上英国在战后最关心两件事,一是恢复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类似拿破仑噩梦的再度发生;二是极力维持欧洲的和平。战后的和平外交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它服务于欧洲均势的宗旨。     

试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对美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二战后英国的实力大大衰弱,在这种衰落中如何保持英国曾一度引以为自豪的大国地位,使英国尽可能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成为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的主要目标。艾德礼政府在为英国争取更大利益方面显示了其灵活的外交技能,能够适时地抓住机遇,把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再次加强,促进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冷战"启动,英国借机谋取利益。     

马修·阿诺德对威廉·华兹华斯的评价浅析

马修·阿诺德根据“诗歌即人生批评”的诗学理念．给出了威廉·华兹华斯在其诗人排行榜上的显赫位置。阿诺德提出,华兹华斯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其能把思想崇高而深刻地运用到生活中,而且在于其师法自然、质朴无华的创作风格。同时,华兹华斯之所以还未被公众所广泛认可．主要是存在影响其声誉的三大障碍：良莠不齐的诗作堆积;不拘常理的排列标准;虚无缥缈的哲学体系。要让华兹华斯的价值得以展现,就必须消除这些障碍。     

吉田茂“中苏离间论”评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的视角

＂中苏离间论＂既是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作用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吉田茂的产物,同时也承继战前吉田思想,内含了吉田政治思想中＂反共主义＂、＂经济主义＂、亲美英的＂对美追随主义＂等侧面,可以作为吉田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研究的切入点。1954年吉田携其＂中苏离间论＂出访欧美,目的是欲以他的＂离间中苏＂构想为手段游说美国,以求美国同意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对华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吉田政治思想＂现实主义＂的侧面。此访未果,意味着对外以＂对美追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吉田政府在谋求调整对华政策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至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只得以＂政经分离＂为政策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英国早期的“中国热”

从17世纪70年代起,英语词汇中出现了＂Chinoiserie＂（中国风尚）一词,标志着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实际上,当时的英国受荷兰、法国以及中英贸易的影响,从王公贵胄到平民百姓都开始倾慕中国文化,并以收藏和拥有中国货为荣,在一种蒙昧状态中描述和模仿中国文化,最终演变成了18世纪流行于整个英国的＂中国热＂。     

论美国对1949-1972年间中英关系的影响

中英建交过程曲折复杂,美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二战后,英国对美国依赖相当严重,在对华关系上一味追随美国,导致中英关系长期徘徊不前。本文分三个时期,将美国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作一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论当代语境下视觉形象的权力逻辑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借助对公开行刑与“全景敞视监狱”的描述,展现了视觉形象与权力之间长期保持的两种关系——“形象作为权力的中介”和“形象作为权力的对象”。在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在充溢着后现代气质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形象一权力”模式正愈发彰显：视觉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统摄主体的权力核心。然而,形象在“解构与建构”、“断裂性与连续性”、“去深度与寻求深度”等方面所根深蒂固的悖论又暗示了形象同语言文字之间难以消解的强大张力,从而提醒我们去关注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的叙美关系探析

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叙美关系发生重大改变,首先巴沙尔政府以“支恐”而与美关系出现倒退,两国关系在伊拉克战争以及在黎巴嫩问题上进一步激化。但叙利亚在中东战略部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两国都力求改善两国关系。但叙以和谈进程、叙伊“准同盟”关系及恐怖主义问题等因素导致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总之,叙美关系不会在短时期内迅速升温,叙利亚反美的长期基调也不会出现明显改变的迹象。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与两岸关系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次转变。这三次战略性调整,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台海形势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发展”和“统一”的关系。改革开放为的是“发展”,两岸未来要的是“统一”。就两者比较来说,发展或改革开放应高于统一,没有发展或改革开放就很难实现统一。必须把两岸的和平统一融入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不是先统一再发展,而是应在两岸关系的前进和发展中求统一。     

“欧洲年”与尼克松政府的西欧政策

为适应变化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从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调整了美国对西欧政策。＂欧洲年＂是美国推行与西欧＂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其效果并不理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辩证地看待“先富”和“共富”

“共同富裕”虽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但同样需要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否定“先富”；需要依靠“先富”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理顺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