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诗话对中国先唐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韩国诗话从域外角度论述中国诗歌,角度不同,理解各异,其中颇多精辟之见,可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视闲和阐释维度,亦可见中国诗文创作之风和诗论对韩国汉诗和诗话创作的影响之深。从文献材料的检索与分析角度,探究韩国诗话对中国先唐时期诗文的接受与批评,是颇具价值的。     

论日本诗话《松阴快谈》的中国文评观

长野确《松阴快谈》是日本江户时代诗话,其论评诗文颇有独到之见.其中卷二论文章之学,对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演变、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方面,均有深入而具独创性的见解.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论诗话“闲谈”性与“零乱”性的真正意义──以《六一诗话》为例

不少学者以中国古代诗话之“闲谈”性与“零乱”性而鄙薄之。而以《六一诗话》为代表的中国诗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却并非如此。所谓“闲谈”并不是指创作态度的随意,而主要是标举一种新的诗文品评方式;而所谓“零乱”,也不是说作者思维混乱,缺乏逻辑,而是作者“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境界与人生境界的表现。     

神韵论视阈下的明代七子派——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为中心

朱彝尊对七子派诗文批评是对七子派辩证接受的体现,也是清初诗风转变的侧面反映.《静志居诗话》在评论且肯定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诗文所具有的神韵基础上,接受并提出诗歌在创作过程中要做到对神韵性准确把握的观点.朱氏还指出后七子陷入机械模拟的泥潭,致使诗文创作失去了生机.     

论明代诗话

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诗话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凡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实属诗话之体者凡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48部.据本人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所载,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而据台湾大学博士生连文萍说已收明诗话二百部之多.今杭州大学周维德编纂有《全明诗话》丛书.系继郭绍虞先生之后诗话整理的补阙之作.所以,从其数量来看,明代诗话并不亚于宋代诗话.然而,明代诗话又产生于朱明王朝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之中,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因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     

《济北诗话》的“立异”与儒家价值理念

五山时代著名禅僧虎关师炼创作的《济北诗话》,是日本第一部狭义的诗话作品,也有着日本诗话特有的批评特色。本文从诗话的质疑立异出发,认为虎关所持严正的儒家价值理念促使其在品评人物、综论诗歌时,对中国诗话时有批驳,而这种理念的形成与其自身社会学术背景及异域文化接受有关。     

元好问《诗文自警》发微

元好问《诗文自警》发微詹杭伦《诗文自警》是元好问的一部重要文论著作。大抵散佚于明朝。近年，孔凡礼先生从明人唐之淳编辑的《文断》和翟佑的《归田诗话》中，辑出《诗文自警》佚文１５则（见姚奠中先生主编《元好问全集》附录，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这寥寥...     

东方诗话学会成立

东方诗话学会成立一个以东方诗话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学术团体──东方诗话学会，近期在韩国大田市正式宣告成立。东方诗话，包括中国诗话、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自欧阳修首创诗话之体以降，中国诗话，作家如云，卷帙繁富，且衍生出盛极一时的朝鲜诗话、日本诗话等。古往...     

关于清诗话的整理与研究——从吴宏一的“清代诗话考述”研究计划说起

清代诗话历来被文学评论者所引用,但是对于清诗话本身的整理和研究,则比较晚才开始.笔者曾经参与吴宏一主持的"清代诗话考述"研究计划工作,总结其经验,对清诗话整理和研究的方法、态度,提出一些看法.清诗话的整理工作宜合众人之力完成,对于各家清诗话目录的成书先后,也应注意,以见学术发展之迹.至于清诗话的考订,研究者宜有集思广益、随时修订的态度,引用别人研究成果,并注明出处.     

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

历代诗评家大都给杜牧及其诗歌以很高的评价:“杜牧之晚唐翘楚”(清薛雪:《一瓢诗话》),其才“自王右丞后未见其比”(清翁方刚:《石洲诗话》),恃才纵笔,力矫时弊,“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清洪亮吉《北江诗话》),“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李调元诗话》)。翁方刚更是把杜牧与杜甫并驾齐驱:“樊川真色真韵,殆欲吞吐     

浪漫主义诗学的三种倾向

浪漫主义诗学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从18世纪批评传承而来的情感主义诗论;二是由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改造而来的柏拉图主义诗论;三是从亚理斯多德那里演化而来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唯有对它们进行深入辨析,我们才能系统把握浪漫主义诗学的特征,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跨文化比较中模子的确认及应用——叶维廉诗学理论支点分析

国际比较文学领域曾习惯于把西方的批评模子用在源于不同文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中。叶维廉则在经验性的实践中确认了东西方具有不同的思维、美学和批评模子。对模子应用的具体关注和思考 ,是叶维廉诗学理论的支点。他的模子应用理论从解决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及批评理论的具体运用问题入手 ,为跨文化诗学比较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据 ,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价值开启了一条可行之路。     

中国现代诗学发生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的发生研究应该首先界定"诗学"这一概念,明确"现代"的所指范围,判断"中国现代诗学"是否存在,这一论题的提出有何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讨论背景、入思的路径和采用的方法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是进行研究的基本前提。     

案有琴书家必贫——关于"苦难诗学"的重新思考

从比较文论的视野来看，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穷苦人生的产物的“苦难诗学”，一直有普遍影响。虽然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深入地追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诸多的诠释往往显得似是而非。问题不在于艺术是否擅长于表现苦难，而在于如何表现。优秀的艺术尽管与苦难体验密切相关，但与其说这是对穷困的咏叹，不如讲是对苦难的超越。在根本上讲，真正的艺术杰作尽管远离消费主义的“欢乐诗学”，但却属于为人生祝福的“幸福美学”。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中国古代诗学书学互通论

诗学与书学的互通,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古代诗学家经常借助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来阐释诗歌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或以书体喻诗,或以书法风格喻诗歌风格,或借妙悟将二者打通,或借书法之势谈诗歌之势,不一而足。这样,不仅使抽象的诗学理论变得形象生动,而且还富于文学创意,从而在不同艺术门类的比较中,拓展了诗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诗学理论。     

中韩诗论研究的设想

中、韩两国在诗话研究上已取得了可贵的学术成果。展望21世纪中韩诗论的发展,应着重以下研究工作:进一步研究诗话作品;加强诗论的比较研究;总体设计中韩诗论研究课题;用古代诗论指导当代诗论建设。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