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至清中叶江南人口的变化——答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拙文<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以下简称<堕胎>)在《中国学术》2000年第1辑刊出后,陈意新先生在《中国学术》2000年第3辑上发表文章<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以下简称陈文),对拙文提出了质疑。我很高兴拙文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并希望通过讨论能够进一步推动对拙文所谈问题的研究。虽然陈文质疑的大多数问题在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论著中已作过专门的讨论,但考虑到并非每一位《中国学术》的读者都有时间和条件读到这些拙著,故兹不避重复,把陈氏质疑所涉及的内容,择其要作答。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与传统社会结构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及生育文化紧密相关 ,但追本溯源还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族体制的社会结构对传统生育观念和人口增长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中国历史人口是指数增长吗？

根据历史人口学文献,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动的趋势,发现中国历史人口总体变动情况并不能由指数增长来简单描述。通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和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变动情况的总结,文章归纳出不同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历史上存在8个相对较长的指数人口增长时期,分别为西汉初期、东汉初期、魏晋时期、南北朝中期以前、唐前期、北宋前期、明前期和清前期,维持指数增长的总时长约占考察期的一半左右。(2)自西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人口锐减。(3)历次人口指数增长时期的持续时间和增长速度与期初人口和当时资源环境承载力有密切关系,而期初人口往往又与前朝人口减少的幅度有关。(4)人均粮食产量始终是制约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的现实性抑制有助于理解中国历史人口的整体变动趋势。当前中国即将进入较长的人口负增长时期,然而历史经验表明,简单的参数化人口预测并不可能长期可靠,对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变动的预测需要更加审慎。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挑战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已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以理论探讨,尚未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将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与2000年至2015年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发现高房价有助于降低城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经济增长则没有显著影响;房价上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和传统生育文化影响力小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初期性别干预程度高的城市;女性社会地位、城镇化进程、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地区生育政策等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有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化发展、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教育并普及新型生育文化,从而继续缓解家庭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