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答《中国社会科学报》:《南阳?襄阳?诸葛亮到底躬耕何处》

诸葛丞相用书面和行动划定的界限,充分证明了"诸葛躬耕地"是"南阳",与"隆中"无关,习凿齿"隆中说"是错误的,理该还诸葛"躬耕于南阳"以本来历史面目:"名高天下"的诸葛亮的金光灿烂的"躬耕地"是"南阳"而不是"襄阳"。     

对中学语文“南阳”注错及《隆中对》篇目命错的订正

<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八、九年级上册《语文》(简称人教版《语文》,下同)中的"南阳"一词注释注错,《隆中对》篇目命错,理应并必须修订。先说"南阳"一词注释注错及其订正。有两处:一是节选于《三国志·诸葛亮传》(简称《亮传》,下同)《出师表》诸葛丞相交代的"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注释为"东汉郡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当时属南阳郡";二是《陋室铭》"南阳诸葛庐"中的"南阳"注释为"郡名,诸葛亮的躬耕隐居之地,在邓县隆中,属于南阳郡"。这两个注释,     

再论诸葛亮躬耕在南阳

要辨析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南阳郡和南郡的行政划分,通过查阅史料发现,东汉时期的襄阳隶属于南郡而非南阳郡;二是南阳卧龙岗建祠时间最早,后世官方祭祀也以南阳卧龙岗为首选;三是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皆认同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四是南阳拥有优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这是诸葛亮选择躬耕于此的合理解释;五是《隆中对》的题名为后人所加,并不能成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证据。由此,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更为科学、客观一些。     

文学大师在三国地理中“迷路”——诸葛亮

诸葛亮躬耕何处：后人将《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一语，坐实为诸葛亮躬耕于今天的南阳市，使原本清楚的诸葛亮的躬耕地被弄得混淆不清。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有“襄阳说”和“南阳说”两种说法。”襄阳说”认为是在襄阳西南的隆中，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襄樊市城西的古隆中：“南阳说”认为是在南阳的卧龙冈，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南阳市西郊的卧龙冈。     

“诸葛亮隐居南阳说”质疑——兼与水仲贤先生商榷

<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出师表》一文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由此引出诸葛亮隐居地是南阳或是襄阳之争。这一争论大约已有一千余年,迄今尚无定论。《河南日报》一九八七年八月八日发表了水仲贤先生的《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以下简称《我见》),这是诸葛亮隐居南阳说之新见解。对此笔者尚有不同认识,愿提出来与水先生商榷。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诸葛草庐所在地的争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提出疑问。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民国时期南襄两说并存。20世纪80年代末因发行"三顾茅庐"邮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争论。"教科书事件"使草庐之争再度升温。     

习凿齿暮年遁隐新余白梅说质疑

出身世代业儒之家的习凿齿,始终俱强烈事功思想而从无宅心方外之意。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襄阳地处东晋与前秦争战前线,太元四年归入前秦。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习凿齿卒葬于襄阳,《建康实录》有明确记载。江西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纂修族谱时攀附先贤所至,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     

读《诸葛亮隐居处考析》后——兼与连伍同志商榷

<正> 《诸葛亮隐居处考析》一文,(刊载于《南阳师专》学报1981年第二期)拜读之后,意有未足。觉得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文章一开头就说:“诸葛亮隐居处,素来有两说:一是襄阳隆中,一是南阳卧龙岗。前者的根据是‘隆中对’,后者的根据是‘躬耕于南阳’。前说虽是而流于偏激,     

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经考证:习凿齿生于东晋咸和三年(328),殁于义熙八年(412),葬于江西分宜枣木山.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忤桓温图谋篡逆的旨意,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习凿齿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汉晋春秋>54卷.是书立意于国家一统,并指出晋应"越魏继汉"."越魏继汉"是有理有据之论,是视角独特的创新之论,是立足国家一统之论,是利国利民影响深远的千古宏论.<汉晋春秋>的写作目的,并非如房玄龄所说是专为裁正桓温"觊觎非望"而作.     

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四川“三国史研究中心”于1990年4月14日在四川大学成立。“研究中心”主任由史学界著名学者缪铖教授担任。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谭良啸、川大方北辰任副主任,吕一飞任秘书长。省市有关部门及《成都大学学报》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的专题学术讨论。 现将会议探讨的主要问题,简述于下。 一、诸葛亮“躬耕之地”不应在南阳郡城宛     

从历史上汉水流域经济盛衰看其在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优势

历史上汉水流域长期是沟通西北与中南的交通大动脉。周秦汉唐时期,汉中与襄阳先后为南北交通咽喉,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对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汉水流域在交通、矿产、旅游业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     

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

汉末以来,桑干河(灅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桑干河南,在不同时期保留或恢复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北魏时期迁徙畿内的农耕居民多安置于此地;而在其北部,自汉末以来就完全畜牧和狩猎化,北魏时期更是迁徙了大批游牧、渔猎民族于此,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更适合作为牧民和猎手的"国人"居住。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灅北地瘠"的经济格局。在代北地区的众多城市中,平城位于阴山以北拓跋鲜卑故地进入桑干河流域的三条主要陉道中居中者,地处灅北的国人聚居区,便于沟通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区域,控制整个桑干河流域乃至华北地区,所以自猗卢时代即开始经营,最终定都于此。     

汉代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

南阳在汉代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理地位。以南阳为一端,联系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武关道,春秋战国以来已经成为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代许多历史事件,因南阳交通系统的作用而发生。南阳和以南阳为枢纽的交通结构,曾经表现出特殊的历史意义。考察汉代交通史和汉代区域文化史,不能不重视南阳的交通地理形势。东汉以来,南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交通作用也有所增强。随着南下移民浪潮的兴起,南阳作为四通的枢纽,联系南北的交通重心的地位愈益突出。诸葛亮择定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在东汉建都洛阳后确立了这个区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虽然在两晋之际一度衰落 ,但是那些南渡、北避、西逃的文士们 ,成为此后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 ,为南北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秦汉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均与汉水流域有重大关系。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看,秦在战国后期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一棋;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自汉水上游汉中开始建立帝业,刘邦定国号为"汉",包含有君权神授、入主中央、主宰天下的政治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核心政治集团则基本来自汉水上游之南阳。两汉时每当中原战乱发生,就有不少难民流寓汉中、荆襄。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汉中、南阳与关中、中原的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往来对秦汉王朝也有重大意义。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即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     

论《法言》的尊圣崇经与儒学批判

扬雄象《论语》而撰《法言》,与西汉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他以当代孟子自居,对西汉以来的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太史公书》以及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批判并力图加以纠正。他还明确界定诸子为“其知异于孔子”者,并赋予儒以新的文化内涵。《法言》的尊圣崇经,不是保守倒退地简单复古,而是自觉奉行儒家经典的真正内涵,坚决捍卫孔孟之道的基本精神。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

雷州半岛是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自汉至清2000年间,雷州半岛主港口自南向北多次选址迁移,先后形成西汉徐闻港、唐宋元雷州港、明清赤坎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的阶段性。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