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西方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

在精神分析理论影响下,西方现代传记对传主的忏悔意识和愧疚感有一种敏锐关注。不同于古代及近代传记作品对传主的愧疚感和忏悔行为的单纯描绘和记录,现代传记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传主的意识深处乃至无意识层面。现代传记对愧疚和忏悔的深度解释和叙事表现可以看作是传记家与传主之间关于真实人性的深度对话,现代传记的忏悔叙事也因此具有了重要的认识价值和伦理意义。     

事实、理解与还原:传记的文本间性——以王世贞传为例

文本间性是传记的一大特性,传记的文本间性呈现出文本挪用的"同文"现象、传主与叙事者"同声"现象、相同事实不同叙事的"重构"现象、历史还原注重"文本事实"的现象。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文本事实却有很大的主观性,王世贞传呈现出的文本事实因书写者对传主历史事实理解的不同而彼此互异。从文本间性层面关注同一传主的不同传记文本,认知传记文本对传主的理解、想象和还原,可以加深对传主及其传记文本的理解。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艺术的实现，还是传记的危机——评斯特拉齐的“新传记”

李顿·斯特拉齐是 2 0世纪“新传记”的奠基人 ,他的开辟了传记“艺术化”之路 ,他的作品不再注重对传主的行为描述考证 ,而是着力于揭示心理动机 ;不再仰视传主 ,鼓吹其道德功绩 ,而是对其进行“滑稽化”处理 ;因此斯氏传记充满想象张力和虚构空间 ,不再是历史的附庸 ,成为“传记体”小说。但也带来了传记的“存在危机” ,使传记产生自我取消的“危险”。     

一沙一世界——论传记主人公的选择与整体性

整体性是左右传主选择的一条关键原则。就传记这一文类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传记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可是,选择传主的动机常常会破坏这种整体性。本文通过分析三种类型的传记（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来说明整体性是传记选择的基石     

轶事与宏大叙事的对立与统一——《史记》和《名人传》轶事观念之比较

轶事观是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将轶事作为刻画传主的性格和心理的主要手段,其趋向使轶事与宏大叙事对立起来;司马迁则在轶事作为揭示传主性格和心理手段的基础上,着意将轶事与宏大叙事在对立中又统一起来,表现出将传主的性格和心理同传主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历程、社会历史的进程相结合的趋向.对二者轶闻趣事观念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传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诗与真——《赵元任早年自传》探析

《赵元任早年自传》叙述了传主的早年生活，尤其在科学、语言和音乐等方面的发展经历，塑造了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勤于钻研的传主形象。主要从真实性和文学性两个方面分析作品，探究传主对记忆和日记的运用以及多种文学性方法的运用。此外还分析了《早年自传》的当代价值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晚明人物小传的书写与现代传记的萌芽

晚明人物小传在表现内容以及传主选择两个方面已表现出现代传记的萌芽迹象。本文分别从注重个体主体性、个体性情书写以及个体不完满性表达三方面探讨晚明人物小传表现内容的现代传记萌芽特征；又从其选择无用人、弱势个体、被侮辱个体作为传主来探求其传主选择方面的现代传记写作意识。藉此，本文认为尽管晚明人物小传的现代传记特征只能算是萌芽，但它作为充分内因，与西方传记大量输入这一外因条件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传记的出现。     

论清初女性传记的独特性

清初女性传记在写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化:这些女性传记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传主多方面的突出才华;它们还以欣赏之情书写了传主与男性以及与其他女性的交游情况。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从新历史主义看史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亲和性

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史传之间有祭密联系的原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揭示的 历史的文学性从史学与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接近方面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亲缘关系。但新历史主义 也有局限,它没有看到二者在共有的虚构性之外,还有审美性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史传独具的特质,也 是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有紧密联系的根本性原因。受到中国史传审美性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 独特的审美风貌。     

仙传小说与曹植游仙诗

曹植是游仙诗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游仙诗可考的大约有《升天行》《游仙诗》等11首,这几乎占了曹植诗歌创作总量的六分之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曹植的游仙诗受到了屈原《远游》创作的影响,并且是结合了汉代以来的道教神仙思想而逐渐成型的。在道家思想领域,尤其是汉代以来的仙传小说对于大量神仙升天羽化故事的描写以及纷繁复杂的仙境的描绘给游仙诗这种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文学性大大增强。曹植的游仙诗与仙传小说有着密切关系,两者互有促进,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学科视野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作为两种批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尖锐的矛盾。但怀特通过“文学性”策略使这对极其矛盾的批评方法在其历史诗学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其历史著述的文本属性弥合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其历史文本的存在方式弥合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历史诗学的建构形态弥合了诗性预设与理性阐释。通过实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怀特的历史诗学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在汉魏之交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无疑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当我们把该文置于汉魏之交的多维语境中去重新解读时,就会发现曹丕对文章的真实看法并非如其在<论文>中所言.其"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因循借鉴的成分较大,开创意义并不显著.     

文学翻译中陌生化的连贯重构与文学性的传承

文学作品的诗学价值是由其文学性来决定的。文学性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而文学性是由语言形式陌生化的策略性选择来实现的。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传承就意味着对陌生化语言形式的传承。陌生化语言形式的识别与连贯重构是原作文学性传承和诗学价值再现的必由之路。     

新颖 独特 自由－《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视角艺术浅析

《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固定内聚焦型视角 ,由主人公霍尔顿讲自己的故事 ,利于展示他独特的内心世界 ,并对社会现实夸张畸化 ,产生“陌生化”效果 ;这种视角留下的视野空白 ,激发人们对琴产生丰富想象 ,更感到主人公孤独可悲 ;同时还让作品成为主人公的戏剧独白 ,将叙事话语、非叙事话语融入人物话语 ,使小说语言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