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作律九章的质疑

萧何作律九章,始倡其说者为东汉的班固,《汉书·刑法志》曰: “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攥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唐初,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主持编修的《晋书·刑法志》对此进一步阐发,认为九章律是在李悝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廏律三篇而合为九篇的。《唐六典》与《唐律疏议》不但支持了这种说法,还对户、兴、廏三篇内容作了简略的阐述。于是,萧何作律九章正式成为定论。九章律上承《法经》、下     

略论云梦《秦律》的性质

在我国法制史上,自商鞅“改法为律”以相秦,至秦统一,前后不到一个半世纪,秦律便因袭《法经》而确立;汉初萧何继秦律作《九章律》,秦律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本质上讲,秦律上承李悝《法经》,下启汉、魏诸律,中经《唐律》,下迄《清律》,没有哪一朝代的法制能脱出它的巢臼。从律学的确立、推广、统一而论,如果说秦律为历代诸律的蓝本,实在是不算过分的。因之,治秦史及中国法制史者,莫不重视秦律的研     

赀刑变迁与秦汉政治转折

秦律赀甲、赀盾之制起码起源于春秋,所收为实物而非货币;体现了商鞅变法以后秦以军事立国的政治特点,与秦重农重牧的经济传统相一致,统一以后依然如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表明,汉律对秦律因革并举,将秦律赀甲、赀盾全部改为罚金,同时扩大了赎刑的施用范围,体现了秦汉由尚武到尚“文”的政治转折,在促进了经济复苏、减轻刑罚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司法不公,弱化了法律惩罚和制止犯罪的功能。     

秦律的责任年龄辨析

在秦律中,责任年龄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学者们对其具体标准及确切内涵等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云梦秦简的律文与传世典籍表明：秦律的责任年龄是身高六尺,相当于十五周岁;这个标准是完全责任年龄而不是限制责任年龄的尺度,并且适用于刑事及民事等不同性质的案件;它与《周礼》的有关记载大相逼庭,而跟汉律的相关规定则比较接近。     

唐前律典的历史书写与谱系制造

李悝制《法经》,商鞅以之相秦,改法为律;萧何以秦《法经》为基础,增事律三篇而成《九章律》;魏晋修律以《九章律》为蓝本,增加篇目成《新律》及《泰始律》。这一古代律典沿革的谱系并非真实存在,而应是刘邵等律学家与臧荣绪、魏收及唐修《晋书·刑法志》众史官层累地制造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制造此谱系,当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诸家制造“道统”“释统”之风影响所致,是有意为之的历史书写,不能以信史待之。     

汉律的分级与分类——再论秦汉法典的体系

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的三卷汉律简册及其目录,最终证明了汉律不存在所谓“二级分类”。第一卷与另两卷“旁律”、睡虎地77号西汉墓的V卷与W卷“旁律”以及益阳兔子山遗址J7木牍律名所反映出的分类,不具有国家立法分类的意义,只是从事司法实务者为存放、寻检律令等便利所作的标识和区分;律学家在此基础之上,又概括出了所谓“罪名之制”“刑律”“事律”等。汉律多以“条”的形式颁行,以“篇”为法定的基本单位进行组织、编联、收存和流布,且有相当的稳定性。汉律并无固定、封闭、完整的类似后代唐律那样的结构,无论是律篇还是律条,都可以随时增减。     

秦简中关于官吏的法律责任

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九七五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珍式》及《日书》甲种、《日书》乙种等十种.秦简大部分为法律和法律文书,包括秦律的部分条文、解释律文的回答以及冶狱的文书程式.它的出土,为我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学术界基本上认为,秦简的法律条文适用于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一历史时期.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及其文化属性和文本形态

《诗经.国风》的篇章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两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礼影响的产物,渗透的是以三为节的理念,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在周代礼乐文明浸濡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较高。两章成篇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民间歌谣属性,其作者多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题材内容和音调上都疏离于周代礼乐文明。《诗经.国风》将这两种结构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录,体现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礼乐文明与民间文化的整合。同时,《诗经》编订者在对《国风》作品进行排列时,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显示出对礼乐文明的认同和维护。多篇成章的作品,则显示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在文本形态上的差异。     

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

近年来,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发现与陆续公布,为我们进一步认识秦汉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是西汉初年汉律的主体部分,其中有许多民法方面的内容,涉及物权法、继承法、债权法、身份法、婚姻法等,对认识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众所周知,秦汉律令久已亡佚,清末学者虽然做了一些法律文献的辑佚和整理工作,但仍然是一叶泰山。因此,对秦汉律令重见天日的价值如何高估亦不为过,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①。     

从内容看《文心雕龙·物色》主旨与编次

《文心雕龙.物色》篇编次与主旨自近代以来,学界聚讼纷纭,未有定论。本文以文本本身为主,结合题解和《文心雕龙》系统结构分析其内容,从外部和内部进行多角度系统全面研究,指出《物色》其实是一篇以“物色”为主题的文学批评,其中涉及诸多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史知识,不能以某一理论涵盖,于全书可算杂篇,今本编次没有问题。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