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研究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要承受犯罪行为带来的各种伤害。而在司法实践中,他们的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一方面应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公力救济途径,及时赔偿和补偿被害人。另一方面应对当前存在的私力救济方式进行规范和引导,借鉴国外被害人援助机构的成功做法,建立和完善我国被害人援助组织,全面救济被害人受损权益。     

论不当司法下刑事被害人的"二次被害"

因司法者不当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另类被害即"二次被害"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公正和人类的基本道义。文章探讨了刑事被害人"二次被害"的形成,并就"二次被害人"的救济提出了一系列制度上的设想。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经历了从无序的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并存,继而到公力救济对私力救济的排斥三个阶段。西方发达国家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实现,体现在程序上保障人身惩罚权、实体上保障经济求偿权。根据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的发展趋势,我国要加快刑事被害人救济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实现人身惩罚权和经济求偿权;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要确立＂全面保护＂理念,建立体系化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要确立＂实效保护＂理念,细化、具体化相关法律,切实消除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社会保障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有多种模式。罪犯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传统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模式,但这种模式很难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于是,学界另辟蹊径,提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赔偿模式,该模式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大有裨益。但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应急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应推行社会保障模式,使得刑事被害人获得可持续性的救济。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对于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立法规定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却远不尽人意,在被害人权利的实现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实现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如刑事和解、国家补偿和社会援助等,这些活动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经验。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构论略

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被害人的救济、保障被害人的生活。文章阐述了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法典化的必要性,并就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补偿对象、补偿范围、补偿资金的来源、补偿的机构和程序等进行了具体的立法构建。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犯罪被侵害人救济保险制度

知识产权犯罪作为一种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犯罪形式,在近年来呈现出日渐猖獗的趋势.故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知识产权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然而,中国大陆目前对知识产权被害人救济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被害人经常不能实现合法权益的充分维护,所受到的损失也难以得到足额赔付.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将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引入被害人救济,以期更好维护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     

论被害人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影响

被害人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被害人的承诺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以及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等因素可导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自始不成立。被害人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实施了明显超过社会大众合理预期的行为或不履行救济行为、履行救济行为不恰当,可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断。此外,被害人的事后承诺、追认等行为,可使已成立的因果关系归于无效。     

政府救济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考量

大规模侵权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侵权现象,具有私害公害化倾向和公共危机属性。司法救济的途径对于大规模侵权难以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功效,必须发挥政府的救济作用。但政府的救济并不能取代侵权的司法救济途径,相对于后者,前者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先行和补充作用。有效发挥政府在大规模侵权中的救济作用,必须对其进行正确定位和考量。     

股东同意与公司财产的刑法保护--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公司制度中的运用

被害人同意是具体法益所有人对于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被害人同意须具备相应的有效要件才能发生阻却刑法构成要件或阻却违法性的效力。股东同意基于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具有被害人同意的属性。公司业务执行人基于股东同意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被害人同意前提下做出的,其行为的性质可适用被害人同意的一般原理予以评价和判断。股东同意是否是"有效"的被害人同意并进而具有排除刑法构成要件的效力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