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一) 谭嗣同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但却悲壮地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而献身;他大力鼓吹改良,但又歌颂革命;他竭诚赞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但又号召“冲决罗网”,推翻清廷。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极力推崇他的改良主义精神,称誉谭是“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资产     

"仁--通":谭嗣同《仁学》的精髓与主旨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冀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脉络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试论谭嗣同《仁学》的佛教倾向

梁启超在谭嗣同牺牲后如日,为其《仁学排序日：“《仁学》之所为作,乃为光大南海之宗旨,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众生何以要救？又如何去救？这在梁启超和谭嗣同眼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答案,即佛教中所说的“我执”。有“我执”,则是众生必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而破“我执”即是拯救之方法．因为只有破除了“我执”之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才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此,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说：“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控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论谭嗣同思想的内在逻辑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被梁启超称为“思想界一彗星”的谭嗣同 ,自始之初 ,就被罩上了革命的光环 ,致使后世的研究者很难避开这一革命的惯性 ;加之谭氏思想的博杂 ,益加使人难以辨清其思想的本来面目 ;再从学术角度看 ,大多数研究者都十分关注谭氏《仁学》的研究 ,而对他思想发展的前后逻辑脉络又较为忽略。本文认为 ,谭氏思想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轮廓 ,是在 1 895年至 1 898年戊戌维新时期。但是 ,简单地认为在此之前谭氏落后与保守是不确切的。要真正把握谭氏思想的主要倾向 ,首先应把握他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仁”,梳理他对儒家思想这一核心…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试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

<正> 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历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对谭氏哲学思想中两个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仁”和“以太”的含义、关系和地位如何理解,以及宗教思想在《仁学》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上。本文就试图通过《仁学》一书中关于“仁”、“以太”宗教思想三个方面的粗浅分析,从中说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一、仁学思想的核心——“仁”的含义在谭嗣同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仁学》一书中,他充分地论述了“仁”     

梁启超进取性及保守性与康德哲学的关系

戊戌维新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为救中国,他在一段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国家的思想武库中寻求真理,从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大量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人物。但是梁启超这段时期,仍然积极地为保皇党卖力,反映到他的宣传上,其言论又确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味道,因而后来一再遭到革命派的批判。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偏于批判他阻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并把他进步的一面视为投机、欺骗。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他启蒙宣     

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在早期的战斗业绩,如政治上高举“反满”大旗,积极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活动,并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畏缩和妥协;为革命被囚于西狱,流亡至日本,置生死于度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在思想上高举无神论大旗,利用中国古     

谭嗣同的台湾情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云 ,谭嗣同的《仁学》 ,曾“题曰‘台湾人所著书’ ,盖中多讥切清廷 ,假台人抒愤也。”( 1 ) 我认为 ,谭氏这种“假台人抒愤”的作法 ,是与他深沉的台湾情结分不开的。而形成这种台湾情结的原因 ,既有家庭的 ,即他亲爱的哥哥谭嗣襄不幸客死台湾 ;又有国家的 ,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两件事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 ,所以不仅将其写作的《仁学》题为“台湾人所著书” ,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写作《仁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 (1 857- 1 889) ,长嗣同8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有为…     

论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袁世凯在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帝制自为，千百万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共和国体有倾覆的危险；正值“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入所不敢言”①之际，梁启超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论《仁学》对《革命军》的影响

《革命军》是20世纪初年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品,有人誉为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也是许多有志之士从爱国走向革命的第一教科书．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鼓吹革命、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作用的作品,却受到一位改良派代表人物——谭嗣同的《仁学》很大影响．对照《仁学》而读《革命军人感到《革命军｝）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仁学》思想的液汁．对比之下,《仁学》对《革命军》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仇满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仁学》中既有对满洲贵族含沙射影的斥责,也有直言不讳的抨击,而《革命军》则是重笔浓墨地渲架满汉矛盾,揭露清政…     

論譚嗣同的變法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一、谭嗣同變法思想的淵源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国改良派所從事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中,譚嗣同代表比较急进的一翼。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思想在某种程度内表现了唯物论的傾向,表现了对封建的旧制度、旧文化挑战的勇气。谭嗣同的这种变法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构成改良派的组成份子,实际上都是和封建势力有相当联系的资产階級的代言人,他們不滿意封建統治,要求变法维新,却又站在和农民革命敌对的地位,并对外国帝国主义抱着种种幻想,这种观点也同样表现在谭嗣同的著作中。 譚嗣同的代表作品是‘仁学’,在‘仁學’中,谭嗣同吸取了关於①西方的哲学与科学部分:包括新约、算学(几何)格致(天文、地輿、全体、心灵)社会学;②印度哲学部分,包括华严,心相诸宗;③中国哲学部分,包括孔、孟、荘、墨以及司马迁、陶潛(淵明)、周敦頤(茂叔)、张载(横渠)、陸九淵、王守仁(阳明)、王夫之(船山)、黄宗义(梨洲)等人一系列的学说。据他自己说: ‘凡为仁学者,於佛书当通華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     

清末的王船山(续)

<正>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七)是通过谭嗣同而知道王船山的。两人相识于光绪二十一年.其时谭三十一岁.梁二十三岁.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梁启超是这样写到此事的:“其评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钜。”(《清代学术概论》)即启超与谭嗣同交往     

《仁学》版本探源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迅速发展的,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前所发表的论著,每每有增衍、改易之处。例如章炳麟在一八九九年发表《客帝论》,对清朝的腐朽统治表示不满,但仍与“尊清者游,饰苟且之心”;到了一九○○年,始作“匡谬”;一九○二年,重为“删革”,编为《訄书》“前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之一。但是,一九一四年,章氏将《訄书》增删,更名《检论》时,却将这篇论文删除了。他的始撰、改订以至删削,反映其思想递变的迹象。又如康有为在一八八四年始编《人类公理》;一九○一——一九○二年间撰成《大同书》,他的“大同学说”,即跟随其思想变化而大相迳庭。再如唐才常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后,在他改订的论文中,也增列了“儒教真派,厄于刘歆”等命题。如果将这些论著,按照最早的刊本录出,而将后出各本校注,将有利于对各该人物思想的探索。可见,对于中国近代人的著作,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探源比勘,有其必要。戊戌政变中的急进分子谭嗣同(1865-1898),只活了三十四岁,没有章炳麟、康有为那么经历长、变化多,但他的代表作品——《仁学》,生前没有出版。假使我们今天根据不够原始的版本,非特增加句读推敲的困难,抑且涉及文义的窥测和谭氏思想的钩稽。因此,溯源探赜,使之接近原稿的本来面目,将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