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中美友谊观比较

处于不同国家、孕育于不同文化的人对于友谊的定义和认知是不同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对友谊的认知和期望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就中美人民对“朋友”的定义,发展和维系友谊的方式,和对“朋友”的期望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存在的差异,并从文化角度深入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论荀子之“爱”的功利内涵

荀子认为＂爱＂是人与动物等＂有血气、有知之属＂所共有的本能情感,在人类社会中＂爱＂通过＂礼＂得以展现。＂爱＂之观念中包含爱己、爱家、君臣民互爱以及兼爱内涵,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论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内核之儒学特征

中华民族凝聚力文化内核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制度文化,而是精神文化。一般认为,中华民族精神主要表现为爱国重民、贵和重德、宽厚友善、重义正道和自强不息。这与儒学所提倡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因而,在当代要让中华民族迸发出更强的民族凝聚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东方文化恶魔”的人道——鲁迅与托尔斯泰人道主义思想比较

人道主义是打开鲁迅与托尔斯泰两位“文化恶魔”深邃思想迷宫的一把钥匙。弱者之爱与人类之爱、渴血复仇与“勿以暴力抗恶” ,前瞻与滞后的人道主义理想是他们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差异所在。他们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各自独特的多重主客观原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辨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躬自厚”的一面，已被人们广为阐释。与“躬自厚”的一面相比，“责于人”的一面更能反映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在许多时候，“躬自厚”是各种身份的人为了能够“责于人”而作的准备；君臣民互相责以本分，是传统政治活动的基本样式；而古代社会诸多矛盾的生成及其解决办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责于人”的政治文化有关。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文化，对于合理解释古代中国治乱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学变迁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流变

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思想大变动的年代。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大变动既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之背景 ,也有内在的思想文化之缘起 ,这就是儒学“体”、“用”、“文”之重心随社会变迁而变迁     

漫谈古希腊哲学中的爱与美思想

古希腊哲学中有丰富的爱与美思想。哲学家认为爱美是人的天性,身体美是爱的基础。他们所推崇的理想之爱是“美德”,理想之美是“和谐”。神人以和是哲学家和谐审美理想的最高层次。哲学家在爱与美面前常常表现得彷徨,反映了古希腊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也体现了古希腊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与孔墨学说

池田大作的和平思想虽根源于佛教教义,但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的“仁者爱人”与池田的“以生命眼光”看人,均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旨归,提倡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墨子的“兼爱非攻”与池田力主以实践的精神去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凸显了东方思想家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流。而孔儒的忠恕之道与池田的人生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理解、信任、尊重和宽容,更彰显了以人道主义和平思想为基石的普世价值。     

礼制“损益”与“百世可知”——孔庙释奠礼仪时代性问题省察

从本质上讲,历代中国祭祀孔子,都是以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对待的,文庙祭祀礼仪当然首先在于尊崇孔子,同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祭祀孔子儒家,就应当正确领会和把握孔子儒学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每个朝代的礼制都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君臣父子上下等的礼法纲常绝不会变。孔庙释奠礼仪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礼制。自形成之日以来,也有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今日思考与确定孔庙释奠礼仪,应当保持传统祭祀仪典内涵,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     

为政在人--试论孟子君臣观中的理性精神

孟子继承了儒家重人重民的基本精神,以仁为核心,在其"民贵君轻"思想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君臣观.孟子的君臣观在政治领域中充分体现出了人的理性精神,使得周以来的重人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孟子对君臣在道德上有很高的要求.为政在人,君臣观合政治与道德于一体,重视在观念上限制和制约君权.这种在政治领域中较早体现的理性精神,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法制民主完全不同的方向.     

阉割文化看“去势”

“阉割文化”伴随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生而大行其道,也为“去势”引入了“阉割”之义。动物“去势”有三种作用,驯化、使肉 质肥美以及贸易垄断;而人之“去势”是封建君主制巩固皇权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有驯化之用。由古至今表示“去势”之义的词 也是不胜繁举,对此类词汇的搜集和整理,对农耕文明以及阉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古字、古词的考释都具有重 要价值。     

舞蹈架起中国-东盟文化艺术的桥梁

中国-东盟经贸发展必然伴随着文化艺术交融的推进，而文化艺术的交融，对于加深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舞蹈，作为“艺术之母”，在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中凸显出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民间藏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曾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卷首自序）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藏书与读书》中写道：“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余三定教授《民间藏书四题》《藏宝不如藏书》等谈到“我国自古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学者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     

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

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深刻的体察与认知,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念,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他尊崇天命,敬畏鬼神,深怀忧患意识,但也相信“人定胜天”,褒扬“造命”君子;魏源还重申王道之治,主张王道纯出乎道德、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王道有近功等,他对王道实施主体提出了严密的执政素养规范;他还重视法之功用,提出治法与治人兼备;魏源还有鲜明的重民思想、富民思想等。其某些理念代表了中国近代化开启的方向,对当代政治文化的建设也许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利玛窦《交友论》的译刊与传播

《交友论》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1 5 95年在华编译的第一部汉文西书 ,也是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译著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该书通过百则西方哲言的编译 ,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的友谊观。在明末清初重儒家的“四伦”而忽视友谊的伦理系统中 ,《交友论》使士大夫相信 ,在遥远的西方也有着像中国人一样对友谊的认识 ,甚至有的见解还在中国圣人的认识之上。因此《交友论》在明末清初曾被多次刊刻 ,编入各种丛书 ,成为后来中国思想和伦理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中韩关系史中谈汉学之东渐

中国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积层之厚,在东亚地区无出其右。韩国与中国近在咫尺,韩半岛文化受汉学之影响,自然所在多有。远在箕子时代即有"八条之禁",卫氏朝鲜汉朝铁文化的东传,也多处留下明显痕迹,而汉四郡设立所出现之乐浪文化,更是把韩半岛社会进一步带向高度文明。佛教进入中土后,儒、释、道糅合的结果,固然丰富了中国本身学术思想,同样藉中国传入的佛教、道教,也很快为高句丽、新罗、百济所接受。之后白居易之诗、苏东坡的词固为韩国人士所传诵,而程、朱理学更成为韩国君臣是非对错的准绳。即使到了近代,黄遵宪、梁启超的言论,也为韩国迈向开化之南针,所以中韩关系史中,汉学东渐之痕迹,随手可觅。此固由于宋太祖等"覃声教于四方"之作为,而韩国君臣士人仰慕中华文物,也功不可没。因为追求文明与进步,本就是所有人类共有之天性。     

孝文君臣的用人路线并无实质性差异

关于北魏孝文帝君臣用人路线问题的研究,史学界多争议。笔者认为孝文帝此时期的用人,是既重门第,亦重才能。而汉士族韩显宗、李冲等人则主张用人在注重才能的同时,也不排斥门第。北魏君臣的言论看似不同,但就对汉士族的实际选拔来说,并无实质性差异,即既注重门第,又注重才能,而似乎后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