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坟》、《芣苢》、《汉广》、《麟之趾》系年辑证——《诗·周南》系年辑证之四

〈汝坟〉为周南大夫妻在汝水旁砍柴时思念远役丈夫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之后.〈芣苢〉为周南妇人采芣苢以相乐之作,〈汉广〉为周南江汉间男子思慕女子而不可得之作,〈麟之趾〉为周南人祝福仁德君子宗族繁盛之作,此三诗当为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前后所作;其创作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周晚期的周幽王之世（前780年-前771年）,下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的周平王之世（前770年-前720年）.     

《诗经》爱情诗艺术探赏(五) 望夫速归 情急心切——《诗经·召南·殷其靁》欣赏

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敢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是一首妇人闻雷声望夫速归的抒情诗,而序谓“劝以义也”。毛傅谓“大夫远行从政,其家室能闵其勤劳,劝以义”。朱集传解释时,又加上“美其德”三字。但全篇只闻妇人呼归之声,並无一字涉及“劝以义”,“美其德”,清代姚际恒,方玉润已驳其凿。此诗的结构很简单,三章一意,复沓迭诗。每章六句,首句三字,次句五字,馀皆四字,为杂言诗。二三章的第二句换了一个字,第四句各换了一个字,但诗的基本意思未变。     

用于对称的“子”应为人称代词

古汉语著作经常用“子”来指称谈话的对方。这种用于对称的“子”(以下简称为对称“子”),历代学者都释之为“男子之美称”或“男子之通称”;《马氏文通》独创新说,认为它“每用如代字”,是代替“尔”“汝”的代词。现代语法学家则否定马氏的说法,延用传统观点,明确指出“子”是尊称,是名词。例如王力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二八页中就写道: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举例中就有对称“子”例;又如郭锡良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子”是名词,不是代词,当它被用为‘汝’的意义的时候,只是借名词为尊称。”(见该书第三六五页)     

“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祐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

“所守者道义 ,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节” ,是欧阳修及不避朋党之嫌的庆历诸君子的自期。由这样的追求理想人格的“君子”所结成的朋党 ,理应“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但这个“理应” ,由于庆历诸君子未能久居中枢 ,实际留下的只是一个悬念而非经验。本文通过元“君子党”当道时期两例党争的分析 ,说明 :既然结党 ,党见就有了天经地义的位置 ,而“党见”与“道义”虽不必处处如冰炭不能同炉 ,但大致上就是不两立的。所以 ,《朋党论》中所谓“君子以同道为朋” ,固是回击朋党訾议的利器 ,而如以为想与成可以若合符卷 ,只能是奢望而已 !     

简论中国古代归纳逻辑思想

本文所说的“古代”,仅指先秦两汉时期;所谓“归纳逻辑思想”,主要指对归纳过程和方法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原则。一 中国古代逻辑家创造了光辉的中国古代逻辑──名辩学,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现在要问,中国古代逻辑中有没有归纳逻辑思想呢?目前逻辑史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从“止”说起 《墨经》上讲了一种反驳的方法,叫“止”。 止,因以别道(《经上》)。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问之,若圣 人有非而不非(《经说上》)。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     

荀子修身论简析

<正> 儒家讲修身,导人循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厘正视听言动,“日三省吾身”,意在戒除违礼之事和违礼之念。荀子亦然。他说:“君子久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学至乎礼而止矣”。(同上)孔荀谈修身,一以遵礼为鹄的,然上溯修身之途,二人歧见颇深,不可不辨。孔子时代,礼崩乐坏,违礼之事频仍。然旧礼影响尚大,令违礼者不敢小觑,在具体做法上仍不得不做一些遵礼的表面文章。孔子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史记》中的传奇心态略论

传奇心态是笔者为了指代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心态而杜撰的术语,它指的是将平淡、枯燥、乏味、冷静的现实世界关系加以激情化、戏剧化、情节化的倾向与过程。现实世界本有奔放的激情、曲折的情节,如把这种现实关系加以叙述、描绘,那自属一般人所说的传奇,却不在传奇心态范围之内。传奇心态在中国文化史上由来以久,今日已佚的古《书·武成》说周伐商纣,血流漂杵,就被孟子直斥其非,认为夸张过份(《孟子·尽心下》)。子贡则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路》)。这两段话可看成圣贤对传奇心态的两次批判,也可见出传奇心态自有其发生的一般人类学基础。王充云:“夫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论衡,儒增》,“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论衡·艺增》),已经道出传奇心态得以     

《诗经》爱情诗探赏(三)

《诗经·齐风·东方之日》欣赏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东方之日》,古序曰刺衰也。毛公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子非之,改为淫奔者自作。其实这纯粹是一篇男女恋爱之诗。那有什么君臣之关系呢?这首短篇小章,是一个男子自述其在恋爱中和情人的暗昧之私。诗章之法,两章叠咏。每章五句,十句换了三个字,而基本意思未变,亦衡水仲达所谓“重章共述一事”也。     

观樱

樱花,被日本奉为国花,日本全岛几乎处处有樱花,所以日本又有“樱花之国”的美誉。樱花在日本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品种有三百之多,占世界之首。樱树有高有矮,高的在二十米之上,矮的不过一米左右,花色从白到红。白的洁似雪。红的艳如火,其间,桃白、浅粉,淡红,浓淡交错恰到好处。花形或疏或密,有的一朵     

封建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珍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徒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泰。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     

“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诗经·卫风·氓》辨疑

《氓》是《诗经·卫风》中的第四篇,共六章,每章十句。这是一篇弃妇怨歌,描写一位遭到丈夫遗弃的善良无辜的妇女对自己不幸婚姻的痛苦回忆及内心悔恨怅惘和对天良丧尽的丈夫——氓的愤怒控诉。关于《氓》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仅诗之主题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学术界尚无定论。我们这里仅就篇中的有关问题予以辨疑和探讨。 1 关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关于“氓”字的解释颇多,但基本雷同,如“民也”;“自彼来此之民曰氓……”;“野民曰氓”;“农民的古称”等等。问题在于标题用“氓”,诗中也用“氓”,既是民,为什么用“氓”而不用“民”?既用“氓”,为什么不用名?用“氓”何意?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     

腐败导致惨败——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原因辨析

<正>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以惨败告终。造成中国惨败的原因,人们可以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和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差距悬殊,中国武器装备陈旧,以及清政府在军事上指挥失当等多方面罗列原因,因之得出“失败难免”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惨败的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失败不是“难免”,也不是“必然”,而是具有某些偶然性。“落后必然挨打”,这诚然是一条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从根本上讲,清政府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造成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全面落后,必然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具体到19世纪中叶,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还不到中方必败的境地;换句话说,在双方军事力量的全面对比上,还不能说中国肯定处于劣势;可以说双方各有优势和劣势;从总体上讲,中国当时尚具备打败侵略者、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可能。从英国侵略者方面看,其有利条件是:它是一个制度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当时世界工业垄断的地位,工业生产和交通工具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各国的最前列。英国侵略军在鸦片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战舰、轮船,所以在战争中火力比较猛烈,破坏力比较大,海上运输工具速度快,军队调动迅速,军事指挥灵活。这便是被人们概括的所谓“船坚炮利”。但是,中国方面也有自己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巨大的战斗潜力;战争又是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无论是就保证供应、调动军队、熟悉情况等方面来说,中国都处于一种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远比英军远渡重洋、补给困难、人地生疏的形势强得多。正如当时人林福祥所谓.“我众彼寡,我逸彼劳,我饱彼饥,我愤彼骄”,“彼船一入内河,是自投死路也,又何畏之如虎哉?”(《平海心筹》)。况且,英国“船坚炮利”的优势是极有限的,是可以防御的。当时的洋枪、洋炮、船舰同后来的相比较,还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及射速不是很高。再者说,英国侵略军远涉重洋,当时能动员侵略中国的军队数量也有限。鸦片战争中,英军最多时也只有12,000—15,000人,拥有一支由25艘军舰和14艘轮船所组成的舰队,而对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侵略军如同陷入汪洋大海,形成势单力孤的态势。再从“船坚炮利”而言,中方武器也不是绝对的落后。清政府有条件、也确曾购买一批西方的洋枪、洋炮和舰支。比如,林则徐到广州后,曾“购买西洋炮二百具”,其中包括购买葡萄牙的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他还购买了西洋舰支、轮船。在1841年2月27日乌涌之战中方失败后,侵略军检查中方守军的战场,发现有许多重炮,装有瞄标器,有些可以发射10至20磅炮弹的炮台,有十分坚强巩固的阵地,还有“完全不透炮弹的火药库”,等等,这些先进的武器尚未发挥作用便被侵略军掠获而去。因此,绝不能认为当时中方军队使用的全是刀矛剑戟的旧式武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说,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归咎于武器落后,归咎为英军“船坚炮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才坚持如是说。清政府中投降派代表琦善说:“该夷船坚炮利,长于水战,”因此他只敢言降而不敢议战,认为战则必败。近代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历史学者蒋廷黻则说:“琦善的立脚点根本与林文忠(林则徐)不同”,琦善“觉得他们的‘船坚炮利’实在可怕,这是琦善的‘知彼’功夫”,对琦善大加推崇。琦、蒋是战争问题中的“唯武器论者”,验诸鸦片战争,大谬不然。鸦片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沿海城市一座座被侵略军占领,这为一切爱国的军民扼腕痛惜,不可思议。正象广州市商人在《告谕英商大略》中讲的:“以中国版图之广,人民之庶,岂真不能制汝涉万里之数千人耶?”(《鸦片战争》(3)第356页)这是令当时人,也是令今人深思的一大历史教训。鸦片战争痛史告诉我们,清军首先败在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上。吏治腐败招致鸦片走私的日趋严重,吏治腐败导致军事上的惨败。     

从“子罕言利”到不耻言利——谈商品经济中的价值取向

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现今可谓“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四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伴随着土地买卖而突发的商品经济及经商观念,把我们混沌初开的祖先冲击得惊恐万状。于是乎孔老夫子挺身而出,以“贵羲贱利”,“君子喻於羲,小人喻於利”,奠定了不屑言利的中华文化之基础;创树了“不羲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这一代文人雅士之铮铮“风骨”;培育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自身所陶醉,亦为西方人士赜喷赞佩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道德规范。然而,同是商品经济的冲击,正在风起云涌的“第二次浪潮”却是对“第一次浪潮”的挑战。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都必然导致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道德观念的迭荡和社会价值观的更新。在贫穷即是落后的现代商业世界里,为历代儒者所辛苦营建数千     

美国教育的困惑

向以“移民之国’引以为豪的美国人,在即将跨入下个世纪的门槛时,面对种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困惑。怎样教育那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甚至与美国大众价值观相左的学生,已成为美国父母、教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人的教育观是通过教育达到融合。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必须操一D流利的英语？课本中应在多大程度上强调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历史贡献？像数学、科学这样“客观性”的科目是否应根据学生的文化背景而因“人”施教？如此种种,都是有识之土提出的问题。美国社会科学家们对这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