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历史观辩证——兼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人类发展的目标或未来趋向是康德历史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康德看来,由于人自身所具有的特质,使得人类不能为自己的发展提出一个总体性的理性目标,但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本身有自己的目的、计划,进而可以在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发现某种自然的目标.以大自然的意图为前提,康德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总体的解释.不过,康德对历史的理解,毕竟借助于大自然的意图,因此这种历史观对人类发展的理解只能称之为一种类似神谕的预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发展的前提,超越和推进了康德历史哲学的革命性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历史观与世界观概念辨析

历史观是人们从时间角度观察世界而概括世界运动本质和规律形成的对世界历史过程的总体观念,也是人们从纵向观察世界历史活动过程的思维方式。历史观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为人类史观,广义为人类史观和自然史观的总和;历史观还有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分,前者把历史意识化,后者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有马克思的狭义唯物史观与广义的大唯物史观之别,关注狭义唯物史观可知人世生存之道,关注广义的大唯物史观有利于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世界观有旧哲学世界观与马克思新哲学新世界观之分,旧哲学世界观是抽象世界观,旨在解释世界;马克思新哲学新世界观是现实的人实践活动的人物一体化的现实世界观,旨在改变世界。世界观还有普遍世界观、特殊世界观、个别世界观之别,普遍寓于特殊和个别之中,特殊和个别又不能脱离普遍而存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二者都是人们对同一个对象世界的观察、思考、概括、抽象,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唯物史观＂的本质也是同一的,都是为了认识、把握和改变世界,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历史观的人学阐释

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传统理解 ,人们过多地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 ,并没有揭示其所蕴含的深刻的内涵。实质上 ,马克思是从人的生成来理解历史的 ,历史与人的生成过程是同一的 ,只有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 ,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完成了对历史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的转换 ,从而阐释了历史的双重内涵 :从哲学的意义上 ,历史是人自身的生成过程 ;对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都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主义"到"历史的终结"——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诘难

受传统解读模式的制约,学界的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研究常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人们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论断理解成一种"普适性"原理和教条,容易遮蔽这一历史观的价值指向,西方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和诘难.探讨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真实内涵和当代意义,必须认真对待和正面回应这些诘难.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加以理解.     

近代哲学之批判——兼批近代历史观

近代哲学属于知识论哲学,受其影响,近代历史观有着明显的知识论倾向。本文试图从哲学对人的遗忘、近代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哲学体系化等三个方面来对近代哲学进行批判,这些困境深深暗示了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必然性。     

战后日本右翼历史观剖析

本文使用“右翼”一词修饰、限定“历史观”,把“右翼历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思潮来看待,这里的“右翼”并不代表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政治势力或实体组织。右翼历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否认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这一史学思潮在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动而时起时伏,制约着日本与中国、韩     

试论朱熹与吕祖谦历史观之异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朱熹和吕祖谦的历史观进行比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将史学视作经学的附庸,吕祖谦则是经史并重。二人都推崇三代之治、尊王贱霸,朱熹是以天理、心术、工夫等范畴作为标准,而吕祖谦则看重制度优劣和实际效果。上述的不同标准也表现在二人对历史人物和史家的评价方面,朱熹以理欲、正邪、义利、公私等标准评判汉唐君臣,吕祖谦则重其治效;朱熹特别看重史家自身修养,吕祖谦则就史论史,较少论及史家之心性。二人历史观的差异,反映出是他们治学路径和历史哲学差异。     

论福柯历史观中的“间断性”

间断性是福柯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反对传统历史主义的线性发展观,继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喊出了人致死亡,通过对间断性概念的层层阐释,指出福柯的历史观其实是一种彻底否定线性历史观的反历史的历史观。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历史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历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及其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读这个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的"中国梦"历史叙事,极其重要且必须明确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核心要义和最高政治原则。尝试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以"两个不能否定"思想指导党史国史研究,加强历史宣传教育、依法维护领袖和英烈人物形象、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方面展开的具体实践。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史学实践中需要注意做好通俗普及、以史化人等工作,树立"问题意识",正确对待"价值中立"和民族史观等重要问题。     

《资本论》与哲学的未来

《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是一种哲学超越或存在论超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建立在对"哲学的两个耻辱"反思的基础上,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出发点"此在",其所共在的世界依旧是抽象的、无区别的生活世界,从而决定了海德格尔的解决方式只能是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救赎。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个人。因此,其所在的世界是一个生产关系的世界。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类的解放诉诸生产关系的改变,其存在论也就突破了形而上学的束缚,成为一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即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略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与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紧密相连的,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与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相对立,唯心主义历史观也在其民生史观中留有深刻的印记。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他的民生史观自然也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思想体系。如同在中国革命史上孙中山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一样,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孙中山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与科学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其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重积累轻消费。第二个阶段实施的是脱贫战略,其特点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区域非均衡发展。两大战略的实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

鉴于晚近以来希腊史学的现实情势,波利比乌斯以各个阶段代表史家的创作实践为例,通过史评方式详尽考察了历史写作中的诸多“失真”问题。依据“失真”的不同界定、表现和原因,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缺乏军政实践与直观调研,缺乏基本的史识素养,缺乏客观公允的叙事立场,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波氏就相关论题的批判性探究不仅有助于阐释《历史》写作的题旨、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城邦危机背景下古希腊史学的流变轨迹与发展动向,特别是“求真务实”优良传统的式微。     

《史记》人物传记叙事视角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史记》人物传记的叙事视角模式看 ,《史记》在总体上采用全知视角 ,局部采用限知视角丰富叙事层面 ;而以“太史公曰”形式出现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不仅开创了“叙中夹评”的传统 ,而且开创了“多元视角”的叙事观念     

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

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目的性和选择性及其关系 ,历来是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 ,而问题的实质仍是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历史上看 ,历史决定论在近代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 ,而反历史决定论观念则是现代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 ;就逻辑而言 ,如何看待历史决定论问题体现为如何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 ,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 ,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相对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是 2 0世纪哲学研究中最困难、最有争议同时又最富有内容的问题之一。因此 ,弄清这一问题的由来 ,把握这一问题的现状及其问题之所在 ,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     

文化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

文化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对自身进行理论定位的问题.纵观西方文化哲学研究的历史,新康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与文化哲学相关的学派,都把规范性作为重要的理论关注点,将它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以中和其经济学定论的倾向.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文化哲学定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俄罗斯主导法律观的演变及当代变革

在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受国家制度变革的影响,不同时期主导性法律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十月革命前到苏联时期,再到当代俄罗斯联邦,主导性法律观在历时态上展现出一个演变过程。宗教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十月革命前法律观念,政治因素则成为苏联时期法律观念的风向标,当代俄罗斯受理性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社会因素成为法律观念考虑的主要成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当代俄罗斯法律观根本性的转变,基于理论基本立场变化,法律工具论色彩淡化,法律的阶级属性让位给社会性,人本化的法律价值取向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