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Ⅳ）

加拿大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 加拿大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构和澳大利亚比较接近，即由政府提供资金，依靠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开展艾滋病的社会预防活动。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

设立国家和地方传染病基金制度，从容应对公共卫生的更大挑战 一项对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调查显示，在中国，非营利组织当前最需要的是政府给予财政支持与项目经费。当然，这种支持并不等同于传统的财政拨款。它可以采用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财政支持，并采用公开招标、公平竞争的原则，建立制度化的评估机制。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Ⅲ）

在国际上，澳大利亚是艾滋病社会预防的典范。研究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点，既该模式是以社区为基础，通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研究部门和受影响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Ⅱ）

本项研究的理论预设是：（1）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以及对边缘化人群的否定性裁决（惩处）妨碍了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有效建构。（2）建立在政府、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互动合作框架中的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将有利于国家采用最有效的措施和最合理的社会经济成本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建议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要有效遏制艾滋病在中国的进一步大规模流行，当务之急是必须建构一个结构简单，功能健全，政府职责和社会力量有机协调的模式。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建议模式

在本项研究中，对这一模式做出评价并非我们的任务。但是，本研究试图根据这个模式的启示，建构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中的社会功能关系。中国政府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曾强调指出，要“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即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艾滋病的挑战。但是，全社会的力量和功能并不是有序的，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

在艾滋病问题上，将基金制度纳入社会预防模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明显的。第一，基金制度可以为自然一人文一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互相渗透、相互交叉，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Ⅷ）

香港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香港在制订和实施有关艾滋病的预防和关怀策略时，注意到必须防止歧视：必须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投入艾滋病应对行动；必须将艾滋病预防计划与各相关部门的现有计划相结合，以达致最大影响和可持续性：必须持续投入力量，而各项工作必须配合个人和社会不断改变的需求：必须保持整体社会的团结一致，包括本地、地区或是全球层面;必须加强伙伴关系。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Ⅸ）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构和阶段性特征 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建构经历了几个复杂的历史性转变。研究发现，这种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Ⅶ）

在美国，由艾滋病预防引出的伦理冲突和社会矛盾在立法中往往很难统一，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可以不在这种矛盾的中心承担两难的角色，而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将这些矛盾转移给地方和社区去解决。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Ⅻ）

第三阶段／目前：中期模式与综合防治示范区模式的结合 SARS以后，中国政府应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社会预防政策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2003年10月，政府启动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程，卫生部首批54个示范区，覆盖11个重点省份，同时提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实行争营抗病春治疗：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Ⅺ）

将预防艾滋病与禁毒禁娼结合起来，是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政策核心之一。这一决策思想的不恰当性就在于它确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艾滋病是吸毒、卖淫、嫖娼等丑恶行为的产物。由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和偏见也就具有了法律和理论的基础。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研究背景和目的

中国正面临艾滋病广泛流行的临界点，导致艾滋病更大规模流行的社会因素普遍存在。在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由升到降的时间，澳大利亚用了5年，病势凶猛的美国用了14年，经历曲折的泰国用了12年。而病例出现最迟，有大量国际经验可以借鉴的中国已经20年了，艾滋病流行的上升势头却丝毫未减。艾滋病的迅猛增长使得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艾滋病具有了全球性涵义。中国能否成功消除艾滋病危机，不仅关系到人民安康和社会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声望以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示范区模式和国家中期模式的衔接

尽管示范区模式本身并没有解决法律打击和保护性干预的矛盾，但因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基层建立保护性干预的组织体制，因此，如果我们将示范区模式嵌入国家艾滋病社会预防中期模式时将不难发现，国家中期模式中存在的矛盾关系被示范区模式掩盖了。一个在理论建构上看起来系统严密、功能齐全的艾滋病社会预防国家主体模式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Ⅹ）

中国艾滋病早期社会预防模式分析 在中国，艾滋病从一开始出现就和意识形态、道德等联系在一起。从世界上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之后的许多年里，主流声音一直强调中国不会流行艾滋病，因为艾滋病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象征。正是这种认识，影响了高层的决策。就在由于地下单采血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河南爆发性流行的1995年，高层在决策上依然坚持“要把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切实抓好”。认为“预防艾滋病与禁毒禁姐，净化社会空气，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幻想照搬‘红灯区’、搞色情服务振兴经济，既背离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更无益于防治艾滋病和性病”。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从制度层面为交叉学科提供研究平台 促进社会科学应对艾滋病的努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跨学科研究发展迅速，产生了一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在艾滋病疫苗和根治病毒的药物这两大科学难题为被攻克之前，对艾滋病的社会预防将更多地依靠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根本上也是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和谐发展要求的。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Ⅴ）

泰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 泰国艾滋病的高发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自1961年发布首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后，泰国的经济一直以平均8～9％的速度持续增长（1989～1990年为12％）。尽管有如此高的增长率，贫富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在泰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几乎不存在村级社区，特别是在旱季。大多数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涌向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在曼谷有超过1，000个贫民区，约150万居民），传统社区和价值的瓦解：环境恶化（森林面积从1961年的大于60％降低到了1990年的19％）、卖淫、童工和童妓、吸毒及犯罪。扩展了城市和工业社会没有与合适的社会与文化联结，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退化，因此城市社区的一些部门就变得无足轻重。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价值冲突和政府角色的困境

2004年7月，国家6部委下发了安全套推广实施意见，明确了在高危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策略、方法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各级卫生防疫部门也成立了“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负责组织和开展对娱乐场所、吸毒人群、男性同性恋人群的预防干预工作。从艾滋病预防的角度来看，这一决策的进步性是显著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降低危害策略”的支持态度。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现阶段中国国家模式的评论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艾滋病社会预防主体模式不是一种由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成熟模式，而是根据政府的工作计划，通过行政手段建构起来的。概括地说，该模式的特征就是“行政指令性强，实践可行性弱”。其缺陷表现为两个方面：     

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研究（Ⅵ）

美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 美国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长期关怀。社区支持包括满足感染者和患者的医疗需求、心理需求、社会经济需求以及人权法律的需求等方面内容。社区为患者提供治疗手段和治疗信息；对患者亲属进行培训，提高家庭护理能力：医护人员定期上门为患者服务，为病人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社区各类机构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实施社会救助，给予经济援助；为患者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使其免遭暴力侵害和人格歧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解决相关法律纠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