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己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制度构想。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当今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行政执行权的分配模式是以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欠缺的分析,并借鉴当今世界通行的模式,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一柄双刃剑。在行政强制立法中,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着重要解决当前我国行政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要对行政强制的名称和形式予以统一、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予以明确、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予以完善、对行政强制程序予以细化以及对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进行重新设计。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模式选择——透过案例的钩沉

通过分析行政强制执行案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双轨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于国情分析,在现阶段,我国应该保留人民法院对非诉案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并且应该充实人民法院的执法力量,这也是《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取向。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关于税务强制执行主体的法律思考

税务强制执行权的双重主体制度已为税收征管法所确定,但如何划分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目前尚未有法律法规规定。从分析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和税务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入手,对税务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强制权限的划分进行了探讨,税务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强制执行,要了解税务强制执行主体,必须正确理解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和其应具备的条件。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与立法构想

行政强制执行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部分强制执行的权力。根据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执行主体,行政立法将行政强制执行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实施和申请法院执行两种类别。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立法,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模糊,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不健全。应对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执行机关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人文关怀及其完善

法治建设与人文关怀的相辅相成关系表明,重视人文关怀应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进入二审程序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很好地体现了其人文关怀的立法精神,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但是,<行政强制法>(草案)拟继续采用的将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配制给人民法院的模式,存在不利于行政相对人司法救济权的行使、损害该法人文关怀精神的贯彻落实的弊端,需进一步完善.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是将原来分散由不同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交由若干特定的法院集中管辖和审理,以解决目前司法环境不佳、案件数量不足、法官队伍不稳定等困扰行政审判工作的现实问题。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试行实践表明,该制度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培育行政审判队伍、提高行政审判水平的积极意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既是一种改革探索方法,也是一种新的司法管辖模式,应该通过立法将其确立为新的管辖制度。     

环境行政约谈的实践考察及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执法方式,具有独立的法律价值,且与当前环境治理模式从行政管制向行政服务转变的理念相契合.从制度设计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国内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立法和实践的考察以及国际行政执法方式转变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如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框架缺位、约谈事由不科学、约谈结果偏离非强制性轨道、约谈程序缺乏等.基于环境治理理论得出,环境行政约谈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未来发展应重视激励性作用、预防效果,在明确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供给,规范实践运行,提高环境执法绩效.     

我国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主体论析

评估主体是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制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它的建构不仅关乎到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科学性,而且对于完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行政强制法》中存在评估实施主体设置不统一、公众参与主体形式化严重、没有区分度等问题,因而,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设定后评估主体的建构,是促进行政强制评估制度发展的应有之意。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必要性质疑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提出的同时,其司法实践的尝试却遇到诸如管辖、法庭调查、举证、辩论、裁判等方面的困难;对产生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行政机关裁决民事争议制度,立法在减少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在放弃这类职权;反观其理论本身就具有缺陷,未考虑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差异而进行简单的借鉴,导致诉讼过程中参与各方利益关系失衡.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实无存在之必要.     

我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对策研究

随着北京、上海成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职能管辖范围基本明确化，案件办理逐步正轨化；机构设置不断科学化，业务人才不断专业化，工作机制不断规范化。但是，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仍然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立法较为滞后，层级设置不合理，案件管辖规划不科学，机构建制不明等瓶颈。为促进继续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构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建构组织体系、完善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着手，全面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政策，促进权力跨行政区划落实落地。      

行政许可危害补救措施探讨

行政许可危害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许可权的过程中,因违法或不当许可而给相对人、他人或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它是行政违法的特殊形式,由主体、客观事实和主观过错等要件构成.只有完善行政许可的授权立法,建立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司法监督及国家赔偿制度,才能对我国行政许可危害进行有效的补救,使行政许可制度更趋完善.     

《监察法》实施后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实证研究——以省部级高官为例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已经形成了异地管辖的司法惯例。职务犯罪异地管辖不仅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断绝不当干预、树立司法权威,而且有利于整合司法资源、迅速查明案情。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大批高官密集落马,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呈现常态化的趋势。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具有适用率高、贯穿办案全过程、指定管辖标准复杂等特点,同时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标准不明、程序衔接较混乱、司法成本高昂等问题。正式确立职务犯罪异地管辖制度、细化职务犯罪异地管辖标准、厘清职务犯罪关联管辖和重合管辖、建立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申请权等措施,是今后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异地管辖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印度环境基本法及其实施的司法能动

作为环境基本法,印度1986年<环境保护法>及其附属立法形成"伞形结构",旨在加强现有环境法律体系、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能力和加强执法意愿.但是,行政执法效果并未实现这些目标.根据宪法赋予的司法管辖权,印度的司法机关奉行能动主义,部分校正了行政执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