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

本文目的,在于从近年来哲学诠释学内部关于"诠释与修辞同出一源"的说法出发,先要检讨这一实际主张的历史渊源及理论立场依据,提出时曾遭受到的诸多批评和反对之声,从中真正了解此一旧说新议的现代意涵,然后再就其可言之成理的接受范围与程度内,转回探讨中国哲学语言观与经典诠释之间的相关问题。质言之,笔者会认为当前西方哲学诠释学中倡议的修辞学与诠释学同源同体、合则两利的说法,确实可以替回顾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时提供若干启发,也能够为当前诠释注疏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问题及未来

哲学诠释学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通过文本与经典来实现。真正的文本首先必须是经典,而且是一直被人们奉为真理的经典;文本还必须是经过长期不断实践和理解的著作,即文本与对其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不可分离的关系,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型或古典型是一个可以不断变化并具有现实性的价值,它们并不只是表示某种历史现象的特征,更是表示历史存在本身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我国有着浓厚基础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哲学诠释学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但我国的经典诠释从总的方面来说并没有达到海德格尔那种源始的诠释学,在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它不像西方经典诠释重视后者,而是更重视前者。因此要发展中国的经典诠释就要强调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强调理解的本质是我被事情本身所吸引而参与到里面。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本文认为,真正形态的中国哲学需要我们按照哲学的一般本性加以建构,要与时俱进,它不是某个民族的财产,要代表当代理解的最高水平,同时它不能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要以当代最高水平来诠释和发展自身的思想。经典只有不断地与现代视域融合才能开出新的意义和真理,中国的经典诠释也要遵循这一诠释学真理,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通过经典诠释来发展中国哲学思想。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文本出发

为更好的研究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拓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认识,选择从文本（包括经典文本作者）出发的角度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研究,并从五个方面进行挖掘整理、概括总结：分析句读、字词训诂、篇章结构、文献典籍、文本作者（圣贤原意）。从文本角度分析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对朱熹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具有更好的借鉴意义。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原因初探

本文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形成的社会条件以及思想基础的挖掘整理,梳理其对汉代儒家解经方法以及宋代儒家解经方法的借鉴,以期达到更深入了解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的形成原因。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的主要内容

文章论述了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的主要内容,即从读者出发,理解经典;从文本出发,探求本意;从义理出发,追根溯源。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阐述,以期达到对朱熹经典诠释学方法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理解”与“诠释”——论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四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理解"与"诠释"的关系,揭示了西方诠释学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西方国家人才市场模式的比较

我国的人才市场体系尽管发展速度较快 ,但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市场体系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运作模式 ,竞争、发展和规范是它们共同的优点 ,分析比较它们的不同 ,将会对我国人才市场体系的发展方向和尽快融入国际运作模式起到积极作用。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中西古典喜剧观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古典喜剧观的比较,认为中西古典喜剧在文化模式、历史生成以及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异同。在喜剧观上,明显呈现出中国人重讽谏和审美,西方人偏讽刺和视丑。指出中国的喜剧与悲剧都是一定体制范围内的喜剧与悲剧,不存在与悲剧观绝对对立的喜剧观,而西方悲喜剧则有着严格的体系界定,其悲剧表现崇高,喜剧表现卑微,从而使得西方古典喜剧观体现出强烈讽刺与视丑的特征。     

中西古典悲剧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中国悲剧中的女性形象和西方悲剧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更多的是被动,是责任,是诸多的不得已和自控,而且更多的是不自觉地顺从了男性和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她们的形象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中对道义的推崇,对人性和个人情感的忽视。而西方古典悲剧中的女性形象则体现了西方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尊重情感的浓重的个人主义观念。这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态与中西不同的经济社会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西古典悲剧创作特点之比较

悲剧是一个文艺理论著作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与西方悲剧概念相对应的只有“苦戏“、“哀曲”、“怨谱”之类说法。中国古代的“苦戏”与西方古典悲剧在创作实践上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主要表现在悲剧人物的选择、悲剧冲突的展现、悲剧结构的安排、悲剧结局的设置等四个方面。     

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

该文主要钩稽了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的古典散文研究眼光及思路,认为林纾、姚永朴之拓展桐城义法,林传甲、钱基博之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章太炎、刘师培之重构六朝,以及周作人之发现晚明,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范式是在他们手里建立的.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深入展开散文研究的6点设想,指出"文章之学"的研究更需触类融汇、古今贯通.     

基于中西文化对比的旅游文本翻译

旅游翻译作为一种实用文本翻译,应注重信息传递效果,即原文和译文间信息功能的对等,而非语言形式上的对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不难理解英汉旅游文本的差异。因而翻译策略应着眼于英汉旅游文本风格上的差异,在译文表达上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尽量减少文化信息交流中出现的障碍,实现旅游翻译的预期功能。     

中西古典小说家叙事观念比较

中西古典小说家们有着相似的叙事观念 ,都注重叙述的教化作用 ,都追求叙述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双方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对于实现这些叙述目的 ,中西古典小说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     

平行文本比较与汉语铭文英译

本文以平行文本为基点,结合文本分类理论,探讨了中英铭文在历史沿革、分类、功能和文体方面的差异,在例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汉语铭文英译应以目的语系统为导向,遵循英文铭文重"志"轻"铭",语言简练、朴素、平易的特点,对汉语铭文信息呈现方式及文体特征适当灵活处理,以图实现交际目的.     

"红色经典"的发生学探微

近十年来,随着"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的播出以及"红色经典"作品的畅销,"红色经典"再掀热潮。但在这片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对京剧《沙家浜》的改写、对小说《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改编中,种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和做法已经受到舆论的关注和批评。这说明,对于"红色经典"与"红色经典"现象作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仍然十分必要。为此,本刊特组织了这组笔谈。樊星先生的文章,从时代精神、历史选择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阐述了"红色经典"的当代意义;张志忠先生的文章,从创作发生学角度探讨了"红色经典"作者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关照之间的复杂心态;余志平博士的文章,从经典标准、时代需要及改编原则几个角度对"红色经典"作了一些颇有意义的思考。我们期待着这组笔谈能有助于人们更加科学地对待"红色经典",并进而拓展"红色经典"研究的新思路。     

语篇的理论界定、描写与解释

语篇的表现是一个较为简单,因而认识近乎趋同的问题。但语篇的理论界定、描写与解释却是一个十分复杂且认识分异度较高的问题。虽然关于语篇分析的介绍、研究与应用在我国已有近20年的历史,但是对语篇的基础理论研究与评价尚缺乏深入、透彻的工作。语篇的属性,语篇的界定维度,语篇定义的理论演化等问题对澄清语篇理论认识和推进语篇理论应用具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