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二号木牍“共侍”两字释义

1973年9月,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训练班浙江小组发掘了湖北江陵县将台区凤凰山第十号墓,出土西汉初期木牍六枚,竹筒一百七十余枚。姚桂芳同志回到杭州,将六枚木牍的照片给我看(那时竹简还未整理出来,照片未见)。我曾试释数段。后来《文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記二则

1977年 ,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 ,其中有 3枚木牍。 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 ,从内容上看 ,应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 ,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 1号木牍关系密切。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记二则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筒，其中有3枚木牍。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从内容上看，应是思孟学派纪汞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孔子家语》与1号木牍关系密切。     

新疆和田出土突厥卢尼文木牍初探——突厥语部族联手于阗对抗喀喇汗朝的新证据

新疆和田策勒县达玛沟北部某遗址出土的4片突厥卢尼文木牍,其内容是由于祝(ücü,今新疆乌什)地方的某突厥语部族首领上达给某重要人物的书信,言捕获了对于术(ücür,今新疆焉耆七个星)构成威胁的25个敌人。木牍文书的年代约在10世纪中后期。木牍文中提到的qan"汗"可能为于阗国王或某部族首领,发信人应是塔里木盆地一带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操突厥语部落首领。木牍文书所言侵犯于术的敌人,有可能来自喀喇汗朝。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一九八五年年会简介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1985年年会,于10月14日至17日在曾侯乙基编钟出土所在地随州市召开。参加会议代表80余人,收到论文50篇。河南、湖南、安徽、贵州等兄弟省市的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围绕曾、随、楚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1978年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及其大型编钟发掘出土后,名震中外,这一座大型战国墓究竟是楚墓还是其他诸侯墓,许多学者曾撰文进行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称“曾国之谜”。这次会议对地处古代楚国腹地的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讨论。有的同志从曾侯乙基出土的文物数量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形态——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单独简”是里耶秦简中典型的文书形态,即一枚内容已经写完而不需编缀成册的木牍。依据文书格式的复杂程度,单独简牍所载文书又可分为单一公文和组合公文两类,单一公文在呈送、转发和追文等场合下可形成组合公文。里耶秦简中还大量存在由多枚简牍组合而成的文书,依据文书所用简牍形制又可分为单行简册文书、两行简册文书和组合简牍文书。其中,将单独简牍文书中组合公文的不同构件分书于单枚木牍上时,所形成的文书形态就是组合简牍文书。根据里耶秦简中多简牍文书的存档方式以及汉初告地策文书的组合方式,秦代基层组合简牍文书可能使用编联或捆扎的方式形成完整文书。     

和田博物馆藏源于龟兹国的一件佉卢文木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佉卢文/犍陀罗语的木牍来自龟兹古国。木牍由三块木板组成。核心木牍部分未开封,文中所提供的转写、译文、注释以及词汇表,仅仅涉及外部可视文字。此木牍产生于公元3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木牍的持有者是尼雅出土佉卢文书中多次见到的人物,即萨迦牟云(Sagamoi),他曾经从鄯善逃往龟兹国,几年后又回到鄯善。尽管本件木牍的内容未能彻底破解,但它的重要性依然无可争议,这是迄今为止来自龟兹地区最早的世俗文献,涉及到龟兹古国的国王Pitrr·bhakta,特别是为鄯善国的佉卢文称谓Nuava提供了原始证据。     

郭店竹简《老子》研究综述

１９９３ 年１０ 月,湖北省荆门市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八百多枚竹简。这批竹简可分为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部分。属于道家著作的共两种四篇：《老子》甲、乙、丙三组和《太一生水》一篇;属于儒家著作的十一种十四篇：《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和《语丛》四篇。经过专家们的整理和识别,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１９９８ 年５ 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简》之名出版发行。郭店一号楚墓是楚国贵族的墓地,考古专家们根据从一号墓随葬品中的漆耳杯“东宫之师”铭文推断,该墓主可能是楚国太子的老师。一号墓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期后段。其具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３００年,也就是说是公元前４ 世纪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简的书写时间,应当更早一些。郭店竹简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现将有关郭店竹简《老子》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直符”文书解析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中,有三枚与值班制度相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汉时期值班之执行情况、责任人、交接日期、案情处理等详细情况,从而揭示汉代官吏日常值班的职责与程序等重要史实。     

“包山楚简”中的“金”义小考

1986年底至1987年初发掘的湖北省荆门市包山2号楚墓出土278枚有字竹简记有文书、卜巫祭祷、遣策三个方面内容,其中记有“黄金”、“白金”、“赤金”、“籴金”、“足金”、“金”等内容的共有几十处之多。弄清楚简文中关于“金”的正确含义,对于楚简的研究及楚国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有益的。本文在《包山楚墓》一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科技的角度对简文中“金”的含义作一点考证(有关古文字均用通俗字代     

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

古人每每将钟鼎并称对举。在周朝,钟是音乐的表率,鼎是王权的象征。在楚国,钟既是音乐的表率,又同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尚钟之风,于楚为烈。其证甚多,择举如次。(一)从出土文物看。楚之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的显赫声势和文化素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传世和零星出土之楚钟主要有楚公钟(吴大徵《(?)斋集古录》卷二),楚王媵邛仲(?)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5页),楚公逆钟(同上),楚王领钟(同上),楚惠王钟(《七国考》卷七引赵明诚《金石录》)等。出土成套编钟的墓,主要有楚令尹子庚墓、信阳长台关大墓、临澧一号墓、楚幽王墓等。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和田博物馆藏佉卢文判决书考释

本文考证了新疆和田博物馆新征集的一件佉卢文检牍的写作年代与地点，对检牍内容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与翻译，并判定这件佉卢文检牍为一件针对长达八年的跨国买卖纠纷的“判决书”。此外，本文还对文书中出现的部分重要犍陀罗语词进行了解释，并附上了词汇对照表。     

广州南越王墓印文释

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出土印文文字材料十分丰富,据《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见《考古》1984年第3期。下引印文,均据此文,不再注)首次披露的材料来看,其中有十一枚印玺印文,两枚封泥印文及一个戳印印文。这些印文文字材料,不仅是研究南越国历史重要的地下文字材料,同时也是了解和估计南越国时期中原汉文化南传情     

读考古发掘所得文字资料笔记(一)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长江流域上古美术欣赏(十七)

此系战国中期的家具,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士。该墓主为楚国左尹,约当今天副总理职务,故而此床恐怕属高档家具。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楚灭越的年代

近年考古研究有两个问题牵涉到楚灭越的年代,使战国史上这一争论已久的课题重新受到学术界的注意。一个问题是楚国范围内越王剑的屡次发现。早在三十年代末,湖南长沙就出过越王剑,后来在湖北江陵,河南淮阳等地又陆续发现多柄。特别是江陵望山一号墓所出越王勾践剑,珍贵逾常。不少学者认为这么多越王兵器在楚墓中出现,应为越国被楚吞灭的结果。因此,楚灭越的年代可作为估计这些墓葬时代的上限。另一个问题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其一号墓出土中山王鼎,铭文间一段,释者多读为:“昔者吴人并粤(越),粤人修教备     

论文学与法制双重视域中的张船山判牍

清代乾嘉之际诗人张问陶,任莱州知府期间留有内容丰富的判牍传世,为后人称颂。船山判牍既有充溢的文人性情,灿然的文辞风貌,又内含着执著的对伦常合法性的坚守。船山判牍的文学修辞乃至诗性抒发显其性,而对伦常合法性的坚守则显其志,二者结合为一体。它体现了诗人与循吏人格的统一,展示了诗性与法理融合的空间。     

曾侯乙墓的棺画与《招魂》中的“土伯”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从葬制及出土文物考查,其时代当为战国初期,曾国已沦为楚之附庸。因而从出土文物来看,其文化特征,皆与楚国相同。故此墓之发现,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据《发掘报告》谓:其主棺的棺画,有“持双戈同杺或双戈戟的神兽像,当是用来表示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为年谱说

前几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掘出来一束竹简,有人题名((编年记》,有人称作《大事记》,对这五十三枚秦简所记载的内容属于什么文体,尤其说法不一,值得探讨。季勋同志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一文中说:“有些象后世的年谱”。《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简报》也说它“类     

春秋时期楚国异族人的来源及其处境

一、楚国异族人的来源春秋时期,楚国吞并了数十个小“国”。这些被灭国的君民,大部分成了楚国人,在楚国的异族人中,以这类人为最多。熊绎被封于丹阳,尚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艰难时期,国力微弱,无力灭他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他一度扩张,伐庸、杨粤、鄂,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此时楚国的异族人一定不少了。时隔不久,由于周王室的威胁,楚人暂时停止了扩张(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