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诗文的怀古、田园情结

陶渊明的怀古情结主要在读古书、思古人、慕古风三个方面.他有如此之深的怀古情思:一是基于现实的黑暗,其怀古不乏"伤今""讽今"色彩;二是缘于孤独寂寞,其怀古主要是向古人寻求力量,在古人之中寻找知音,即所谓尚友于千古;三是现实不足以安生立命,他必须为自己和他人复活那已逝的"黄唐""羲农""东户"时代,重建精神家园.陶渊明归隐选择田园,是因怀古与田园情结交织的结果,也是诗人想恢复淳真世风与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所做出的选择.当他真正归之田园、躬耕陇亩时,现实田园与他的理想田园相差太远,他痛苦的思索后为自己构筑了一个理想王国-桃花源.这一理想田园的构建是陶渊明怀古情结、田园情结、躬耕田园的生活实践这三者融合的结果.     

论李白的怀乡情结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两次遭谗被逐,是李白怀乡情结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李白怀乡来自于离乡后的孤独体验;形成李白怀乡情结有类似“成人恐惧”的心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李白怀乡,充分体现了人类渴求恬静生活又不安于如此的矛盾心态     

李白无所适从之人生与其独特的文化气质

李白的人生是无所适从的人生。导致此种人生的原因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压迫外 ,还与李白自身的文化气质有关。一方面 ,李白兼融百家的思想特点使其内心世界经常处在尖锐激烈的冲突之中 ;另一方面 ,他在盛唐前期所形成的政治理想和个性气质与变化了的盛唐后期的现实并不适应。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 ,他感到无所适从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对李白研究中的几点意見

(一) 关于李白所处的时代,特别是他的詩歌是不是歌颂和反映“盛唐气象”的问题,需要我们作進一步的探討。时萌先生在“谈研究李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李白的时代背景及其詩篇中的“盛唐气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認为李白的詩篇確是反映了“盛唐气象”,不过不是主流。如果这一論断,有充分的事实根据,那倒是十分有价值的。时萌先生说:“李白既然面对过繁荣昌盛的盛唐,那末在他的诗篇中,就不会不反映‘盛唐气象’。”(重点为筆者所加) 看來,这种推论有些问题。它缺少必要的正確的前提。根据时萌先生的说法,凡是生活在盛唐的     

论李白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

李白是唐代诗人中身上最具有西域和丝路文化色彩的诗人之一。他的西域文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中,更体现在他的家世的西域文化背景上。他的西域情结和西域文化因素不仅是体现在表面的言行风格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骨子里,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面。他是盛唐时代文化开放和思想开放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中亚和西域文化的熏陶使李白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成功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李杜与盛唐:一种诗性文化名片的产生

李白和杜甫使盛唐文化名片,闪射出熠熠动人的诗性神采。唯有采取"李杜合观"的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综合考察中国诗性智慧和语言魅力在一个盛世中可以达到何等彪炳千古、震撼人心的力度。后世的李杜优劣论,是以一定的标准裁判无限的诗学智慧所致。宋人在盛唐诗人中发现"圣",在盛唐诗中发现"经"。幅员广袤的中国人文地理,起了潜在的文化基因浸染作用。李白的身上有胡气,他是长江文明夹杂着胡地习气的产物;杜甫的身上有诗书旧家子弟气,是黄河文明间杂着诗书旧家子弟习气的产物。诗歌意象史,蕴含着风尚史和文人精神史。李、杜代表的盛唐,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诗性智慧的"枢轴时代"。     

唐诗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

初盛唐的诗歌总体上洋溢着强烈的尚武气息,其中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尤其富有魅力。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唐人吟咏豪侠精神的诗歌主要歌咏年少慕侠情结,讴歌了市井游侠风习,表达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这类吟咏表达了唐代诗人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贬低,抒发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和力求在现实中疏解豪杰之气的愿望,是对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母题的承继与发扬,在中晚唐诗人中仍有延续。     

《野草》别解

《<野草>英文译本序》仅解释八篇针对现实的散文诗之写作背景和寓意,而回避了与当时现实无直接关联的另一半内容。由《野草·题辞》可知,这另一半重点是作者忏悔其"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之必须忏悔,不仅因它是期以"乔木"而终得"野草"的"失败",而且因为作者通过对失败的长期反思,悟出那其实是一种"罪过"。于是,现在之"我"在继续挑战现实的同时又不断为过去之"我"所纠缠,由此深切地忏悔其早期"立人"(即立人之"心")主张。但这种反思也无结果,于是《野草》实际的精神主体("游魂")破裂为三,一归于曾经轻视的身体,强调一切都须亲身承受,"心"之所思须与肉身体验相合;一变为天地间虚妄的"求乞者";一化为渴望融入客观强力的战士。如此复杂的精神架构遂使《野草》既显示为一个战士的挑战,也显示为一个失败者的求乞与忏悔。但最后仍然"争天拒俗"并"指归在行动",故无论其反思、忏悔与求乞,都未能彻底。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读莎士比亚历史剧之我见

莎士比亚以睿智深邃的眼光洞察历史的面貌,从丰富的历史事件中吸取艺术素材,创作出一系列的历史剧,借古喻今,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剧构思巧妙,情节生动、丰富,艺术感染力强,因此对欧洲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创作灵感的新解读

灵感与高峰体验是紧密联系的,高峰体验可以把人带入一种澄明空灵的虚静状态。"虚静"与佛教的"参禅"相似,可澄清致远,从心底抒写。高峰体验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发生。要善于抓住,否则一闪即逝。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及其诗歌的禅宗意象

儒、释、道三家思想错综复杂地作用于王维思想中,使其思想和行为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矛盾现象。积极入世、入世存身的儒学传统和封建帝国鼎盛时期的盛唐气象使他半生进取,好佛而不佞佛;道教和道家哲学的超然出世、逃俗清心、清心寡欲,他只选择清心,但不逃俗、不寡欲;佛家的悲苦厌世、遁世救心,他只选择救心,但不遁世;他亦官亦隐,既入世存身,又清心、救心。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有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心态的原因,更可从“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禅宗真义和诗歌的禅宗意象中得到释解。     

文学智慧与政治德性——评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

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政治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鲁巴肖夫与提审员的三次论辩和紧张思考,集中探讨了政治革命的崇高"目的"与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矛盾,写出了一场伟大政治革命的复杂历程.     

孟浩然浙江山水诗综论

孟浩然的浙江山水诗体现了他一贯的"清"的审美追求,这表现在山水意象的选取、描写手法的运用和意境的创造技巧等方面。同时,也印证了他思想情感的多种境况:有时寄情于山水之趣,有时感怀于自己的身世,有时又多将隐逸思想、禅趣融入其中。     

从人的主体性视阈看教师专业化的反思

教师反思与其专业化是目前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反思是促进教师专业化的一种成功策略。本文从人的主体性视角对教师反思及其专业化进行探讨,自主性是人的主体性首要表现,是主体对自身及客体的支配权。教师自主发展是反思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教师专业化的根本动力。教师自己就是反思者和研究者;教师以自己教育教学活动为反思对象;反思也是教师个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体验和感悟。     

论司马光“独乐园”的文化内涵

传统士人园林对于其人生的完满与人格理想的构建意义重大,时至宋代,士人园林发展已极为成熟完备,地处华夏之中的洛阳更是荟萃了当时士人园林的精华,在众多园林中,独乐园虽小,却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传统士人园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独乐园为司马光赋闲洛阳时所建,它蕴含着司马光的处世态度与价值观念。所谓"独"与"乐"别具一番深意,对司马光而言甚为重要,既反映了司马光当时的人生状态,也寄托着他的人格理想,即一方面是著书立说、上师圣人、下友群贤、徜徉山水的自在人生,另一方面,则省分知足、独善其身、坚持原则的人格操守。     

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