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史记》《历史》比较论

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中国自春秋以来,以司马迁为旗帜,史学酝酿发展,两千余年,蔚为一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西方世界则以希罗多得为先锋,承继希腊传统,迄至今日,史学绚丽辉煌。司马迁与希罗多德,《史记》与《历史》,看上去,两者风格迥然相异,无可比较,然而他们同属历史学家,一东一西,相互辉映,司马迁的《史记》被中国史家奉为“正始之祖”,希罗多德由于撰成《历史》,被西方史家尊为“历史之父”。我们可以说,中西方史籍浩若烟海,其中恐怕就是《史记》和《历史》对于东西方史学乃至整个文化影响最大。将两者互作比较,究其短长,将有益于新史学。     

司马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史记》,对我国的史学及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因此,《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研究和阅读它的人风起云蒸,几乎不可胜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史记》的评价分歧很大,毁之者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     

太史公笔法论析

太史公笔法之成因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无论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史笔、文笔亦为时人和后人所推崇。刘向、杨雄誉他有“良史之材”,《汉书》作者班固,尽管对司马迁及其《史记》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借他人之言极口称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帝国封建专制政权最巩固的时代,但也是社会矛盾不断     

司马迁详近略远方法论小议

司马迁主张详近略远的史学研究方法。司马迁作《史记》,“秦以前”、“三代”略,“秦楚之际”、“秦汉”详。《史记》全书130篇52万字,其中有75篇26万字论及汉代史事。汉代史事中,又有一半论载汉武帝时期的史事。     

《史记》与《周易》经传

《史记》与《周易》经传关系密切,最早由近代学者刘师培提出。他写过《司马迁述〈周易〉考》。其中说,“史迁谙明《周易》”,“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由于此文重点在于考证西汉学者说《易》的真相,关于《史记》与《周易》经传的关系犹未深论。刘节教授著《中国史学史稿》,明确指出《史记》对于《易传》历史观“有继承关系”;并说“谈、迁父子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出于《易传》”。但是,关于《周易》经传的方法论如何指导《史记》的编撰,尚未论及。木文从这方面考察司马迁的《史记》。一谈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不能不提其父司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究竟是属于道家的还是属于儒家的?对这个问题,班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发挥并修改了扬雄、班彪的意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班氏此论一出,后世的司马迁研究者几乎都继承其说,正如刘宋裴駰在《史记集解·序》中所指出的:“固之所言,世称其当。”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史学、文学著作,也有不少肯定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属于道家而不是属于儒家的说法。     

司马迁的史学创新意识

司马迁作《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撰述旨趣,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史学创新意识。首先,创立史家,成史家“一家之言”。先秦史学已有初步发展,但却没有如诸子百家那样的史家。独立成家的依据和条件,是要有独立的学术宗旨。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要成史家“一家之言”,这个史家既不等同于先秦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又都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各有取舍,它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对历史、社会。政治、人生等的一种看法和观点。从学术思想而言,便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易编年而为纪传”。“究天人之际”…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记》和《汉书》的同志,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就其司马迁和班固本人而论:均是名噪千古的杰出史学家.在史学界一向并称为“班马”,在史学史上、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其《史记》和《汉书》两书而论:这两部均是光照千古的历史巨著,被史学界誉为《史汉》双壁.是《二十四史》中极重要的史书之一.就其两位史学家的家世而论: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班固亦生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就其两位史学家的自身遭遇而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后受到极残酷的“腐刑”,饮恨终生.班固因窦宪谋反事件受牵连下狱,在狱中自愤而死.     

谈谈文字狱

何谓“文字狱”?《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旧的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清人龚自珍曾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咏史诗》)的诗句.文字狱历代多有.据《汉书·杨敞传》载,西汉人杨恽写了《报孙会宗书》,被抄出,以语言不敬、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宣帝下令腰斩,妻子流放,友人(包括孙会宗)罢官.隋炀帝是个心狠手辣的暴君,能写诗作文,但嫉才妒能,对超过他的人必欲杀戳而后快.炀帝曾作《燕歌行》,文人竟相唱和,但著作郎王胄的诗不在其下,遂借故杀之,杀时故意口诵王胄诗中警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说:“今后你还能写这样的佳句吗?”又有司隶大夫薛道衡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著盛衰大指” “见史公学识”——《史记·十表序》述论

《史记·十表序》(以下简称“表序”),“义并严密而辞约”,无论是表见盛衰,对过去历史的探究,还是考镜源流,对以往史学的总结,均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一、历史进程的全面考察表序以“通古今之变”的旨趣,从总体上把握,前后连贯,年代相续,深入研究和全面考察了我国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千古历史进程。首先,以变化的、发展的、进步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变迁的大势。表序一方面用“共     

《左传》史学理论初探

本文批评了梁启超“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之说，探讨了《左传》对史学目的作用、史家著史态度、史书文字要求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是紧随着历史著述的产生而产生的。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