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代科举之进士科继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并通过归复王言、观觇才学、闱场争锋、经典重塑和科制延续,展示了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与兴衰。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

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曹植正是魏晋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自幼潜心经典,服膺儒学,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在辞赋创作中,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或化用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

科举是中国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自隋至清,科举历1300年之久,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地方文化,就不能不考察科举状况。文章通过对无锡科举的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以期加深对无锡历史乃至江南区域文化的体认。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再论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浅论大学教学的错位与回归

近十年来,我国大学教学出现了定位上的偏差。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的教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学术研究商品化,教学功能呈弱化趋势,科研呈现强势,教学人员服从行政人员的刚性管理,教学评价的指标缺乏科学性。提高教学的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的力度,确立教师的主体地位,给教师充分的选择权,把教学变成主体间的对话,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一环。     

试论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

复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由《留都防乱公揭》和《幸存录》所引发的争论表明,复社内部政治分歧的实质是如何评价明末党争各方.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分歧在明朝灭亡前后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复社内部的政治分歧有着深刻的地域、家世渊源,并与复社松散的组织结构及社内分层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分歧的存在使复社成员的政治活动呈现出极强的分散性和宗派性,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论中国古诗英译中的语音形式偏移

以等效翻译理论为依据,采用理论和译文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论证了中国古诗英译中语音形式偏移这一翻译变通手段.从而指出,为忠实传达原作的效果,语音形式偏移在中国古诗英译中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复社成员的学术批判与学术转折

文章着重分析了复社成员对举业及明末学风的批判,并认为复社成员的上述学术批判为其学术实践的转折创造了可能。复社成员学术实践的转折主要体现在治学态度与方法、提倡学术调和、对结社及讲会进行改造、提倡经济之学等方面,其实质在于使漂浮的学风沉静下来,这些新的学术动向进一步影响了清代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文的“异化”现象及其应对策略

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无视学生的作文作为"文"的对话本质,从而导致作文"异化"的现象。要摒弃这种"异化"现象,教师要善于转换自己的角色,善于采用一些应对策略。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当下辞赋欲何往

盛世兴赋。但是,当下辞赋则异化为功利性写作。根据当下辞赋写作的说明文、应用文的写作倾向,使辞赋创作成为堆砌景象、复述史料的流水账式的活计,笔者提出了"前车之鉴"的忠告:有讽则生,无讽则亡;有情则生,无情则亡;有新则生,无新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