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解放区的救济事务

联合国救济善后援助原本是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重达250万吨的联总物资,意外地卷入一个内战的国度,最终可能直接或间接转化成影响战局的重大要素,难免引起交战双方的激烈争夺。国民党政府利用其接收、分配联总物资的权力,极力阻挠解放区公平分享联总物资。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据理力争和联总驻华办的同情支持下,解放区获得大约8万吨联总物资。这有力地维护了解放区人民应得的利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接收东北的部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并作了一定的行政与军事准备与部署,但蒋介石等官员囿于私心自用,在人员任命上用人不当,军事部署上没有灵活调整,各种政策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改变,结果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苏的东北接收谈判障碍重重。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侨教救济运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南洋形势日益险恶,大批侨校师生相继返国。为稳定民心,争取侨援,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侨教救济运动,采取各种措施救侨安侨。这一运动增强了海外侨胞对政府的信赖和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抗战事业的顺利进行。     

战后河南国际善后卫生救济中的利益博弈

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中,存在有教会与政府两股利益团体的博弈。教会势力通过多方争取援建物资、充分利用救济物资和社会服务机会,迅速扩大其活动范围,且通过教会医院的医疗救济争取民心;南京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使政府力量分散,代表英美派的卫生组人员对教会势力的暗中相助,导致政府卫生机构在博弈中利益受损,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贪腐行为,加速了政府丧失民心的进程。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江西开展善后救济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它存在的两年内,开办了一些紧急而又实用的救济事业。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成立和取消的缘由、运作程序、业务开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北平邮政工作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北平邮政管理局进行了接收。在正式接收之前,交通部邮政总局制定了四项法令,并在北平成立了特派员办公处,以指导接收工作的开展与各项业务的恢复。与此同时,接收委员李质君也积极与各方洽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5年10月11日与10月22日,伪华北邮政总局与伪北平邮政管理局先后被顺利接收。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邮政自身完善的制度确保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管理局的接收。但因为内地局所被国共分别接收,所以北平邮区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网点与邮路变迁频繁,由此反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国民政府两次难侨救济之比较

本文对国民政府的两次难侨救济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政府救侨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华侨对民国创建和抗战救国的贡献,救侨措施的大体相同体现出近代中国农本经济的现状,救侨成效虽未能如愿,却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强化了华侨的归属感。国民政府对失业华侨的救济,既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对遭遇困难的侨民的救济,又为抗战时期战争难侨的救济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救侨思路。日后新中国处理类似的华侨问题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国民政府的救侨工作,其历史意义还是十分重要。     

抗战胜利后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及其流向

抗战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制定和实施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政策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任务。国民政府不仅对遣返日侨所带财物数量、遣返日侨财物的接受和管理等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如何落实这些处置办法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从遣返日侨财产的流向来看,除了将战争期间在华日侨非法侵占的财产发还原主外,大部分遣返日侨财产均由中国当局接收机关直接拍卖或分配使用。此外,也有一些遣返日侨的财产被业主私自处理,有的甚至被不法之徒所抢夺或窃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意在弄清二 、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 的历史教训,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现 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的兴盛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艰难和民族存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使陪都重庆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并再造国学的辉煌,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与湖南农村重建工作述论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长沙、常德、岳阳、南县四地开展了农村重建工作,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救济与善后相结合,并以"善后"为根本目的;二是将农村工作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注重民众的启蒙、农村风俗的改良和农民科学意识的养成。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农村的重建工作是美国民间对人道主义精神和慈善理念的发扬,构成了战后中美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