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战后善后救济的临时性组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并在沦陷区和战争区设置了分署,负责执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工作分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救济工作主要有协助难民返乡、城乡紧急救济、收容流浪儿童和老弱残废,以及以工代赈。善后工作则包括水利、交通、工矿、农渔、卫生等项事务的复员。善后救济工作的开展对于战后灾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社会的安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善后救济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国民政府遣返东南亚华侨筹划研究(1943～1948)

二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未雨缪绸,精心筹划组织,着手组建战后侨务筹划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外交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社会部等部门通力合作,详细制订遣侨办法与具体方案,为遣侨工作的实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江西开展善后救济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它存在的两年内,开办了一些紧急而又实用的救济事业。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成立和取消的缘由、运作程序、业务开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战后国统区的煤荒与政府应对

统制经济的副作用与战时经济的后遗症,加以长期战争的并发症,导致战后初期国统区出现煤荒.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善后救济、统筹规划和燃料统配,复员煤产,缓解煤荒.由于生产、运输和分配诸环节均没得到切实保障,煤荒在短暂缓解后重新蔓延并失控,给工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浅析联总对我国的无偿援助及相关非议

抗战结束后的短短两年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简称联总 )曾向我国提供 6 .4 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帮助我国进行救济善后工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所获得的数额最大的一笔国际无偿援助。国民政府将这笔资源主要用于救济难民和恢复农业、交通及工矿业。由于时间过于仓促 ,加上内战的直接破坏 ,联总资源未能产生预期效果 ,因此 ,引起不少非议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与湖南农村重建工作述论

抗战胜利后,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长沙、常德、岳阳、南县四地开展了农村重建工作,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救济与善后相结合,并以"善后"为根本目的;二是将农村工作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注重民众的启蒙、农村风俗的改良和农民科学意识的养成。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在湖南农村的重建工作是美国民间对人道主义精神和慈善理念的发扬,构成了战后中美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战后河南国际善后卫生救济中的利益博弈

国际善后救济组织在河南的卫生援建中,存在有教会与政府两股利益团体的博弈。教会势力通过多方争取援建物资、充分利用救济物资和社会服务机会,迅速扩大其活动范围,且通过教会医院的医疗救济争取民心;南京国民政府西医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使政府力量分散,代表"英美派"的卫生组人员对教会势力的暗中相助,导致政府卫生机构在博弈中利益受损,而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贪腐行为,加速了政府丧失民心的进程。     

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

抗战期间,东南亚大批难侨回国避难,云集昆明。为救济这批华侨,云南省奉国民政府令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这个机构人员精干、分工明确,加上管理严格、工作细致,使难侨得到妥善的安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民政府对难侨的救济,体现了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发展。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

《塘沽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

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积极筹设农业金融网,对西南地区农业进行大量的贷款活动,并对西南地区农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四联总处的这些活动促进了战时西南地区农业金融网的形成、农贷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提高,但也有若干负面作用.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国民政府两次难侨救济之比较

本文对国民政府的两次难侨救济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政府救侨动机很大程度上源于华侨对民国创建和抗战救国的贡献,救侨措施的大体相同体现出近代中国农本经济的现状,救侨成效虽未能如愿,却稳定了社会秩序和强化了华侨的归属感。国民政府对失业华侨的救济,既是近代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对遭遇困难的侨民的救济,又为抗战时期战争难侨的救济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救侨思路。日后新中国处理类似的华侨问题基本上沿袭了这一模式。国民政府的救侨工作,其历史意义还是十分重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妾"的法律地位与司法裁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取消妾制.而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上虽确立男女平等原则,而法律条文对妾制并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裁判上,虽对"妾"的利益多有救济,然终无法根除"妾"之风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