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中国工业部门R&D吸收能力与外资技术扩散

本文通过构建R&D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利用近年来的数据检验了中国工业部门R&D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外资技术扩散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整个工业部门,尽管外资流入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主要是通过降低市场垄断程度、促进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产生的竞争效应获得的。由于R&D吸收能力低下,内资部门没能有效地吸收内含在外资中的先进技术。在高科技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自主创新,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内资部门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产生了逆向技术扩散。在传统行业,R&D吸收能力较强,外资技术扩散明显。     

基于集聚和TFP变动的新疆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

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以考察和分析新疆旅游产业发展为重点,比较分析西北五省旅游产业高质高效发展进程,通过区位熵和DEA分析方法对新疆旅游产业集聚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纵向分析的同时与西北其他省区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新疆旅游产业TFP效率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产业集聚度还没有产生促进TFP的规模效率,应该及时加大产业集聚发展政策力度,以便适应旅游大发展需求。系统推进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全要素贡献率的整体作用,实现新疆旅游产业高质量高效发展。     

金融发展与中国生产率增长——随机前沿分析的视角

采用Kumbhakar等的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效应3部分,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1999年至2004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是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垄断都不利于技术效率提高;金融深化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金融中介垄断并不利于技术进步。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双循环技术溢出视角下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传导测算

全球生产网络的技术溢出传导效应打破了技术进步的独立性假设,而以往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较少考虑网络循环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技术进步的网络传导效应,结合“空间—时变”随机前沿参数估计方法和国内国际循环外溢乘数的分解,实证考察了双循环条件下国家和产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逐渐放缓态势,其中国际循环的网络效应在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冲击较大,而国内循环的网络效应则为产业技术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内生动力,制造业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推动世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     

人民币国际化、银行业开放与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季度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并分析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结算业务规模与股权结构不同的商业银行产生差异化影响。另外，银行业对外开放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外资银行“引进来”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实证分析：1998—2007——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1998——2007年31个省份地区工业统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估计了这十年间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经分析发现,工业TFP以年均10.8%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是TFP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次之,而规模效率对TFP区域变动结果来看,东中西部均呈现正的增长尽管有差异,中部最快,地区技术进步程度的差异是造成地区工业TFP差距的主要因素。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理解科技全球化--资源重组、优势集成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本文讨论科技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全文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描述科技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特点。科技全球化使科技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使外部技术来源的重要性增加,推动先进技术大量跨国转移,使各国科技系统的开放性增加。第二部分讨论科技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新机遇,包括引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增加,制造企业有可能提升在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得更多利益,获取核心技术能力的途径增多。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利用机遇提升我国产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我国具有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有利条件,能够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和更多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充分利用外部技术资源,并利用这种机遇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自主创新和利用外部技术资源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第四部分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产业与技术战略的重点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和重大技术能力的形成,防范外资企业凭借技术实力或其他力量形成垄断的问题等。     

内生溢出效应、技术能力与企业技术联盟方式选择

溢出效应是影响企业技术联盟稳定运行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企业技术联盟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能力是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技术能力的内生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状况。通过A-J模型的拓展,对技术能力的互补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内生溢出效应对技术联盟运作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技术能力决定着溢出效应,决定着企业参加技术联盟的创新结果,当企业具有同质的技术能力时,成本共享型联盟方式显得更有效率;当企业的技术能力较高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技术共享联盟;当企业的技术能力比较低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成本共享型联盟。     

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

分析了技术创新的2种基本模式(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与企业所处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的相对保护程度有关;企业的技术产出弹性系数对企业的模仿成本具有放大效应,强化了企业的选择;技术领先的企业并不总是具有持久性垄断地位,企业所处的国家或地区的相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劳动力的投入状况的变化将使得企业有可能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中重新选择。     

技术创新工程方案实施控制模型初探

依据吉林省技术创新工程的目标和数据,运用质量控制模型对技术创新工程方案的实施进行了追踪控制。     

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与策略

归纳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容,在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策略。     

工程项目的技术认知管理

管理者为实现项目目标,应在创造认知环境、提高和完善认知能力以及保证信息的可认知性等方面进行管理     

基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核心技术员工激励研究

通过模型的建立和求解,对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核心技术员工的激励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制定科学的激励方案,对员工实行有效激励和约束,从而实现管理效用最大化,并对模型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Optimal and Acceptable Technical Facilities Involving Risks

Economic cost-benefit optimization of technical facility requires suitable "life saving cost" and/or an appropriate acceptance criterion if human life and limb are at risk. Traditionally, acceptance criteria implicit in codes of practice, standards, or regulations for well-defined fields of application are calibrated against past and present practice. This is all but satisfying. It is unclear whether present rules are already optimal. Extrapolations into new fields of application are extremely difficult. Direct cost-benefit analysis is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Based on the recently proposed "life quality index" (LQI), a rational acceptance criterion and so-called life saving cost are derived. The classical life quality index is reviewed, modified, and imbedded in modern economics theory. The results are then applied to technical facilities. The relation between optimization and the LQI-based acceptance criterion is discussed. The relevant economics literature is reviewed with respect to discount rates applicable for long-term investments into risk reduction. They should be as low as possible according to a recent mathematical result. Moder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decomposes the output growth rate into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of consumption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al growth multiplied by the elasticity of marginal utility of consump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of consumption should be a little larger than the long-term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he public benefit rate (output growth rate) on the other hand should be smaller than the sum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the long-term growth rate of a national economy, which is around 2% for most industrial countries. Accordingly, the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of consumption is about 1%, which is also intergenerationally acceptable from an ethical point of view. Given a certain output growth rate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maximum financial interest rate in order to maintain nonnegativity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t the optimum. Finally, a simple demonstration example is 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