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我国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过于粗略。细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下一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必须在经济上体现出效率,在政治上体现中央统一领导和兼顾地方平衡发展的原则。将国家公园财政事权细分为9个一级事权,以及若干个二级、三级事权,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对细分的事权进行分析,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经验在中央财政事权、地方政府事权、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共同财政事权等不同模式之间进行综合评价与判断,选择一个最佳的事权模式。研究认为,与国家公园分级管理体制相适应,中央直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委托省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民初国地财政划分的法制建构(1912-1925)

传统财政并无明确的国地财政划分制度,民初宪法、财政收支划分等立法过程将财政纳入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中,从而建构了中国财政法上的法定主义原则。财政宪制的建立还引入了财政公平、量能负担课税和平等主义的原则和理念。财政国家类型、地方自治运动为充实地方财政提供了理论支持。单一制和联邦制国体的宪法折中在财政国家模式上体现为"财政均权"国家。地方自治作为宪制实践的重要方式,促使地方财政初步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县级财政对省的保留权、补助金制度为保障地方财政提供了财政工具支持。根据事权财权相匹配原则,立法者在央地事权相对固定的前提下尽力争取地方财权。税收保留权和补助金制度作为财政调整工具为财政均衡提供保障。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

清末民初,江苏省宝山县财政收入的来源和征收方式、支出方向,负责的部门以及与上级财政系统的关系,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传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预备立宪阶段,中央政府虽然明文规定了中央财政与省府州县城镇乡地方财政的关系,但在省与州县、县与乡镇这些更细的层次的划分却是混淆不清。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过程中,很多原属地方士绅自我管理的产业被纳入地方财政系统中,从而引发了很多纠纷,部分旧事业的功能和公用被取消或抑制,部分则继续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在以上转变和博弈过程中,地方公营事业和财政系统都相应得以调适。     

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两难困境与破解对策

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是由地方财政赤字、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弊端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的。土地财政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持续推进,将推高房价,集聚金融风险;直接退出,将导致产业链重创,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管理、分离地方政府经营职能、改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和构建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才能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进退两难的困境。     

粜界制滥觞新探

榷盐,亦即食盐专卖,是中国历代王朝经常推行的一项财政搜刮政策。封建国家往往垄断食盐经营,建立一整套制度、则例和法令——即所谓“盐法”,对食盐的产制、收储、转运和销售进行全面、严密的控制,使盐业走上一条由国家干预而畸形发展的道路。在国家专卖的过程中,食盐流通(运销)领域形成了一种严密而特殊的制度——粜界制。这种制度又称为“引岸制”、“引界制”,它严格限定食盐的销售区域,规定盐商只能把各种食盐分销于特定地界,相互不准逾越。即所谓“凡行盐以商,商有世业,行有地限。其转输于各省者,先纳课而后领运,各按应行之地,随时价而销售之。”     

北宋中央控驭地方的派出机构--路

北宋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改变唐末以来地方权力过大的现状,对地方体制进行了变动。逐步取消节度使的财政、军事、司法权力,同时在地方采取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地方的模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路,形成了以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为主的路级机构,除安抚使由所在路的首州知州兼任外,其他三司号称"监司",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中国地方行政机构从二级制向三级制的转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市场分割的形成机制与中国统一市场建设的制度安排

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财政分权制使中国在获益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地方政府间的策略行为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形成的重要因素。但除了地方保护因素之外,还存在着自然的市场分割因素。因此,可以将地方保护分解为合理的地方保护和不合理的地方保护,将市场分割分解为由地方保护形成的市场分割,以及由运输费用、风俗习惯等非地方保护因素形成的自然市场分割。自然市场分割水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为了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应该实施向经济落后地区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从竞争性产业中退出及相关的司法体制改革等制度安排。     

分税制 不是分钱 而是分清责与权

分税绝不简单于分钱,而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通过税制改革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中央调控能力。 分税制基础是按税种划分收入,流转税改革后,增值税成为主体,降低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使增值税作为中央地方财力分配的共享税,起到调节中央与地方、地方间财政平衡的作用,配合划分把原来的单一部门征收改为国家、地方划分业务,各自收入、支出。配合收入划分机构划分:国家税务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 ,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 :先是从北宋开始 ,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 ;在这个基础上 ,到南宋时期 ,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 ;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 ,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 ;到明代嘉靖间 ,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 ,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 ,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 ,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 ,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     

战国土地制度刍议

战国是封建制确立的时代。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汉书·地理志》对秦国的土地制度曾有明确而简单地记载:“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笔者认为,“制辕田”和“开阡陌”,是在两类土地上推行的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前者大体在国有土地包括大量未开垦的荒田草地上推行的,实属封建国家扩大生产范围,把广大农业奴隶和游民固着在土地上使之转化为农民,确立封建国家统一经济体系的一种土地制度。后者大体是在旧封君、贵族地主所占有的原已开垦耕种的土地上推行的,实属改造旧农田,铲除奴隶制基础,建立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土地制度。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以省级政府信用评级报告为例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以2014—2017年省级政府发行债券时披露的信用评级报告为样本,分析了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债券市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债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分析认为,政府债券市场化机制不健全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不足,财政管理失衡导致不同政府会计指标的披露水平参差不齐,财政实力不均导致不同地方政府选择性披露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缺位导致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因此,应当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会计标准体系;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指引,以规范地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加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以提高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可测算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这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所以,应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     

试论地方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要求相应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获得足够的财力履行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目前,我国地方税收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必须进行相关调整。研究表明,在分税制体制下进行地方税改革,建立近期和远期改革目标,提高税收效率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将有助于完善我国地方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营改增”政策的冷思考

“营改增”政策虽然目前为企业带来税负的下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政府乱收费及预算外资金的出现.“营改增”政策的负效应源于我国财政分权制度的弊端,这些弊病中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负债、权力失衡与失控.“营改增“政策初衷的实现有赖于健全的财政分权制度.为此,必须建立健全我国财政分权制度,即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权、财政支付责任等,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比重 ,农民负担状况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农民负担过重 ,尽管中央一直致力于减负工作 ,但效果不大。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扭曲 ,为此 ,转换体制、转换政府职能、区分政治权力和所有权、加强法治、加大监督力度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之所以呈现出相当大的个性化差异,并给地方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带来深刻的影响,关键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博弈,在中央下放的自主权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自主性空间.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权限、职责及行为边界的弹性化和模糊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潜在多元化的可能性,它使得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既可能基于其相对超前的市场经济认知信念或理性选择的行为逻辑,成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培育者和引导者,也可能因为受制于对政治风险的顾虑或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阻碍力量.     

义务教育投入：中央与地方财力比较研究

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现状是中央财政投入比例偏低,地方财政投资比例偏大。在现行相对集权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比较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无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短缺问题,而中央政府扩大义务教育投资规模具有较大潜力。因此,将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上移,实行与现行公共财政体制配套的相对集权型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是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