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中,“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观念。论者多将其直接解释为“道德”,这对于理解先秦时代的“德”观念是不妥当的。大体说来,先秦时期的“德”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天德、祖宗之德;二是制度之德;三是精神品行之德。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德观念都没有能够摆脱天道观念的影响。“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是西周时代的事情,然而将它深入到人的心灵的层面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的贡献。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德”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道路,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先秦诸子对"社会和谐"的探索及其现代启示

社会是文化表演的舞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和谐。早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学说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谐社会”的思想概念,但其思想都指向“社会和谐”,可以说是今天“和谐社会”在观念上的最早萌芽和文化渊源。其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是古人的天下观和天人合一思想。其思想内涵包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修身正己的社会人格;义利协和的社会准则;务本节用、重农富民的生计原则等。这些思想对于形成文化中国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提出的规范要求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朋友交往.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奉行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友道精神的确立——先秦儒家友道之成因分析

先秦儒家建构的具有浓厚道义色彩,同时兼具平等、友爱精神的友道体系奠定了中国传统友道的基本精神.然而先秦儒家的友道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先秦儒家在顺应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变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对西周的友道进行改造而形成的.     

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

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龚友德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它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大致如下。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发育于秦汉，成熟于元、明、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事频仍，大动荡的社会遵循着一条内在规律在发展。这条规律便是：社会趋势...     

先秦典籍中"小人"一词词义变化及原因——关于儒家思想对先秦时期"小人"词义影响的思考

“小人”一词是先秦典籍中常见的词语之一,它的词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与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最终影响了“小人”一词日后的含义。     

轴心期与忧患之中国

“轴心期”是雅斯贝斯提出的一个历史命题,他认为“在公元前５００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公元前８００年至２００年的精神过程中”,人类经历了一个“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文化飞跃与突破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就被包含于这一时期内并成为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由于“轴心期”是一个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整合时代,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危机感,衍生出浓烈的忧患意识并努力实现对忧患的超越,从而促发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整合运动中,传统观念与社会格局同动荡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然、社会自身内部结构、人类自身三个层面上均产生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并实现着对忧患的超越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析论

传统儒家“德教”思想提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西汉时期。它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依据,强调“德教”的重要性与社会作用,提出了“德教”的基本要求与道德规范,“德教”的宗旨与目标,德教的体系与方法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很多合理的、积极的成分,仍然值得当代社会的人们去继承与借鉴。     

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中"统一"观念的内涵及演变

“统一”观念是欧洲自我认同的重要内涵 ,它影响着欧洲的发展与演进。近代以来 ,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 ,欧洲原有的统一模式被打破 ,政治思想领域里出现了欧洲统一的新设想。欧洲先后被构想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均势下的国家联盟和以实现永久和平为目标的邦联。考察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中的“统一”观念 ,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欧洲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深刻理解当代欧洲一体化运动。     

“以民为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观念

民族精神是具有民族特色、实践性和自觉能动性的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是民族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标记。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系统的“以民为本”思想,此后绵延不断,传承至今。古往今来,它为中华民族的多数人民所信奉,为志士仁人所倡导,也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程度不同地接受,由此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因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观念。当代共产党人提出“以人为本”观念,是对“以民为本”思想的超越。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