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限制

本文根据新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限制规定 ,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格式条款的特点 ;分析了提供格式条款方应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 ;格式条款无效的三种情形 ;论述了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的解释规则。     

论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通过对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研究,发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都有着较大的分歧。首先,由于立法部门没有明确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内涵,即没有进一步规定保险人履行该义务的范围、方式和标准;其次,相关的权力机关对此做出不同的解释,最终导致司法实践中该制度不能得到正确理解与运用。针对以上情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我国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首先,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制;其次,司法机关在平衡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民商法倡导的保护弱者利益,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知情权的同时,应公平合理地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

我国<保险法>第17条、18条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未规定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之法律效果.文章认为,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可致投保人撤销权之发生、保险人责任免除权之丧失和投保人损害赔偿请求权之成立,以及投保人所受损失、所失利益之赔偿和过失相抵等法律效果.     

论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的完善

保险合同因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并以双方的相互诚信为基础。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主要依赖保险人提供的说明。目前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且引发了多种保险合同纠纷。其问题主要存在于保险人订约说明时间和说明内容方面。应确立"投保人冷静观察期"制度,区分"法定免责"与"自定免责"条款以及有限制地适用"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以完善我国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制度。     

保险人说明义务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我国《保险法》第171、8条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实际情况是保险人不说明或说明流于形式化。对于非消费性保险合同、续保的保险合同、个别协商条款、非责任免除条款、法定免责条款,保险人勿须履行主动说明义务。当前最重要的是促进保险条款说明方式的实质化:一是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提高保险条款的可读性;二是促进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方式的实质化。保险人未明确说明责任免除条款的,其法律后果仍应维持不产生效力的现行规定,而不宜引入国外的冷静观察期制度。     

论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其效力——以中国大陆与德国、中国台湾地区立法之比较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39、40条分别对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后的效力进行了规定。通过与德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相比较,我国合同立法对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件规定得不全面,对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说明义务所及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片面,同时对格式条款的效力未能确定一个效力原则,《合同法》上下条文之间及其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建议对格式条款以专章或者专节的形式作出统一、严谨的规定。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浅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适用与规制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一项正当权利,为防止保险人滥用此权利,法律还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的效力做出了限制,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的义务,同时规定了免责条款法定无效的情形。如何准确理解免责条款的内涵与外延,准确适用法律,本文做了有益的探索与分析,总结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形式和实质要求,以期在保险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适用与规制有所助益。     

解构我国保险法的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

保险人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的开创性规定.为此,文章对该制度的现实基础、学理依据进行详细论述,并对说明义务的履行主体、性质、内容、履行方式、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解剖分析,提出立法建议和司法建议.     

浅析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

随着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纠纷的数量也日益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说明和不实说明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我国《保险法》一向重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进行规制,但是在实务操作中,却还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该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对《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起到了补充和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     

论医师的说明义务

医师的说明义务是在施行医疗行为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的义务,也是患者实现知情同意权的基础和条件。它是由为得到患者有效同意的说明、作为治疗行为的说明、劝告转医的说明等内容组成,对医师说明义务的认定标准上应当采取折中标准的观点。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障患者及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的需要,可以免除此项义务。医师说明义务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对依法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拍卖人瑕疵说明义务认定与标准——以2012—2020年已判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因拍卖标的与拍卖人所述不符的案件越来越多,相关判决也存在较大分歧。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拍卖人瑕疵说明义务的特征与履行标准并不清晰。通过明晰瑕疵说明义务的特征、厘清瑕疵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可以规范拍卖人描述拍卖标的的行为,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优化我国拍卖市场的营商环境。从一般信息披露义务的层面,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具有确保合意正当性的重要功能;从拍卖机构的专业性层面,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也是信赖保护原则的一种体现。审查标的与如实说明是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的两个重要内容,前者的履行标准需要考量拍卖行的不同层次;后者则是结合拍卖人“尽其所知,尽其所信”标准予以判断。原则上来说,拍卖人的瑕疵说明义务是限制免除瑕疵担保义务的一种手段,拍卖人免除瑕疵说明义务又受到明示担保与格式条款的限制。     

保险人的醒意义务

基于互联网交易的虚拟性、交互性和快捷性,互联网场景下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存在法律特殊适配之必要。应以维持促进互联网交易便捷和保险消费者全面保护理念之间平衡为基本理念,一方面,无须以投保人签署投保确认书作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判断依据;另一方面,应将明确说明义务与提示义务独立评价,且否定目前行业通行的将“链接”导入嵌入式网页作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判断标准,要求投保人声明界面遵循全文强制阅读+投保人主动勾选确认两项要件。此外,建议在推行互联网保险合同条款标准化和通俗化的同时,将犹豫期制度于互联网保险场景中进行全范围的扩大适用,并将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制度进行更具可操作性的细化规范。

     

从"福州退保事件"看诚信原则对保险代理人要求

震动保险业界的"福州退保事件"暴露出我国保险代理人的诚信危机,就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代理人的适用问题,我国保险立法尚缺乏明确的规定.诚信原则对保险代理人的适用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保险代理人对投保人的告知、说明义务;二是保险代理人对保险人的忠实义务;三是保险代理人诚实遵守制度的义务.     

浅析医疗侵权诉讼中的常见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中用十一个条文来规范了医疗损害责任,使得第七章成为了对特殊侵权行为规定的条文最多的一章。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众多医疗侵权诉讼,本文总结了其中常见的争议点,譬如：医疗机构的说明义务、医疗侵权诉讼中的鉴定制度、医疗机构的过度医疗侵权等,对这些争议点的现行法律规定以及法院在实践中对这类争议点的的处理办法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浅析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

最大诚实信用原则是保险人缔约说明义务确立的法理依据。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此项义务的确立是保险立法的一大进步 ,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仍然有诸多不足     

论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证立及其困境

政治义务和政治权成的证立一直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自然责任说明诉诸国家的德性和价值,社团论说明诉诸公民所处的角色或地位,交易论说明诉诸公民与国家之间互动或交易的本质,来证明政治义务和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但是,自然责任说明难以表明促进公正或幸福的一般责任如何仅仅或优先与我们自己的国家相联系,社团论说明难以将那些不公正的国家排除在公民的遵从范围之外,交易论的同意理论难以保证同意的自愿性和回报的对等性.针对各种理论的困境,产生了两种回应即多元主义说明和无政府主义说明,但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何编写软件需求说明书

论述了软件需求应具备的叙述特征和说明特征,以及编写高质量软件需求应遵循的方针,并列举了一些需求质量评审的例子,对初学编写"软件需求说明书"的人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论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

近年来,自动化行政决定方兴未艾。算法与行政权力的耦合实现了对传统人工决策的赋能,但也带来显著的黑箱效应,产生了对程序理性的冲击与侵蚀。对此,应当清楚认识自动化行政决定在算法治理与行政法治下的双重定位,串联起行政法与数据法中的既有制度规范,在行政过程论的视角下明确行政机关对自动化行政决定的说明义务。同时,须考虑说明义务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成本,以及涉及的利益冲突,在具体构建中设计由面向公众的事前系统性说明和针对相对人与利益相关方在事中的具体个案说明组成的双层说明义务架构,实现自动化决定的理由之治,全面保障公民算法权利。     

医师的说明义务评说

通过对InformedConsent原理———医师的说明义务的目的、伦理基础、法的依据及法的效果的介绍和分析 ,认为在对说明义务的裁判和理论研究中 ,必须注意医疗行为的具体个性 ,不应拘泥于一个统一规范 ,以至在法的责任上不够慎重 ,藉此给我国医学法学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