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十三经注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工作,故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诸本中较善之册。追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成书过程,辨述版本流变,考证阮校实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单刻本,一是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合刻本。两本相校,互有异同。现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底本是南昌府学本,有待于参用文选楼本重加整理。     

《剪灯新话》的版本发现及其意义

《剪灯新话》存在早期抄刻本和晚年重校本两种版本系统。但由于缺乏文本验证,学界对早期刊本往往语焉不详。《剪灯新话》的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虞淳熙序本等全本,《太平通载》《稗家粹编》等选本,均属于《剪灯新话》早期版本系统。章甫言刻本系今见最早的《剪灯新话》早期刊本的全本,朝鲜《训世评话》则保存有最早的早期刊本证据。《剪灯新话》早期版本的发现,有利于深化《剪灯新话》的版本研究、细化《剪灯新话》的传播研究、体察瞿佑前后期的创作心态以及培养学界的《剪灯新话》版本征引意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兼论《诗人玉屑》在日本的流传

《诗人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诗话总集,也是研究晚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人玉屑》版本众多,中国国内的版本主要是20卷本系统,而日本和朝鲜的刊本则为21卷本系统。日本正中元年跋刊本是目前最早的21卷本,也是连接中国版本与日韩刊本的纽带。其底本来自于宋本,是最接近原本的版本。朝鲜本亦是以其为底本加以刊刻而成,日本宽永本又是朝鲜本的翻刻本。《诗人玉屑》在中国刊印不久就东传到日本,它不但为日本带来了中国本土流行的宋代诗学,而且因其具有诗歌创作指南的性质,故从日本中世时期到明治时期多次刊刻,成为诗学教科书,在日本流传颇广。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对《诗人玉屑》的重新校勘也应提上学术日程。     

宋蜀刻本《唐六十家集》宋元明收藏及名称演变考

宋代四川刊刻了一批唐人诗文集,史称《唐六十家集》,在雕版印刷史和唐人集保存上,意义重大。然而,因文献记载之稀见和版本系统之庞杂,后世对其名称所指的演变和藏弆情况知之甚少。实际上,宋人所称《唐六十家集》为版本系统复杂的蜀刻唐人集丛书,而元明两代为版本形式统一的十二行本丛书,其名称所指的演变与其收藏流传形式息息相关。     

关于《红楼楼》的版本系统——兼与欧阳健同志商榷

本文从分析《<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一文提出的新说入手,比较脂本与程本的异同,证明脂本系统与程本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难以否定.文章考证现存脂本的评阅、藏抄、作序和流传的时间,从时间上判定刘铨福伪造脂本新说不能成立,区分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仍然是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并强调版本研究要从版本的全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出发,力求避免主观性,更不能用主观的想象代替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 ——《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在版本的调查、辑录、整理和版本系统、衍变的考证以及罗贯中原本形态的探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和总结其中的得失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深化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世说新语》（三）

《世说新语》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唐以前版本今皆不存。现存最早的版本为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在京都东寺库中发现的唐写本残卷。北宋《世说新语》流传较广,版本众多。其中,经晏殊整理过的晏氏本,被认为是现行三卷通行本的祖本。大约至南宋时,《世说新语》始有刻本,现在所知的南宋刻本为宋绍兴八年的董弅刻本,宋淳熙十五年的陆游刻本,宋淳熙十六年的湘中刻本等三种。逮至明朝,《世说新语》大盛,各种版本繁多混杂。影响最大的有两种,一为王世贞刊印的《世说新语补》系列,一为袁褧刊印的嘉趣堂刻本。清代,《世说新语》所刊本基本上沿袭了前朝,…     

陆贻典校本《乐府诗集》的价值

通过对陆贻典校本的细致剖析,文章指出:陆氏以实事求是、客观审慎的校勘态度保存了一批《乐府诗集》版本研究的珍贵材料。在客观上成为记录明末清初《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状况和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的“实录”。可以说,在《乐府诗集》诸校本中,陆校本是最具版本价值的。     

自我修养与劳动——论《庄子》的反异化思想

《庄子》把外在自然与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视为一种异化现象,因此希望通过“返本”“归真”等方式纠正过分的“人化”过程.“返本”与“归真”是人的自我修养的过程,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化”,但是,这种“人化”保留了人的内在自然所固有的尺度.《庄子》中所论及的艺术活动、工匠们的劳动也体现了“自然的人化”,但是,这里所谓的“人”已是经过“返本”“归真”的修养过程的人,因而《庄子》中的“自然的人化”不同于平常所谓的“自然的人化”.     

《礼记》版本杂识

本文讨论《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史记》的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首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代《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宋代，刻印的《史记》版本甚多，有官刻的，...     

司马光集版本渊源考

有关司马光集版本,以前似未有人涉及。本文追溯考证了司马光集的最早刊本,刊刻时间、刊地及刊本概貌,认为光集基本有《文集》与《传家集》两大系统,论文解决了以往版本目录学中未解决的一些光集版本问题:《文集》补刊重印的时间、地点、主持人;《传家集》由何人主持刊行,与现存《传家集》的关系。于两大系统以外的其他有关的最早刊本与宋代公私书目之疑难著录,也进行了考证与存疑说明。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     

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

藏于俄国、编号为TK316,藏于内蒙古、编号为F6:W 36的黑水城汉文刻本残页,均系南宋朱熹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两件藏品只具纲目,不附后人《发明》、《书法》、《集览》等内容,保存了早期《资治通鉴纲目》的原貌。两件藏品版本特征极为相似,但纸质不同,当属不同版本或者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根据避讳情况判断,其中TK316应当是南宋刻本。     

新见王国维《申报》本《优语录》述略

已知王国维《优语录》有《国粹学报》本和《盛京时报》本两种版本,而《申报》上刊载的《优语录》可确定为王国维《优语录》的又一版本。以初版的《国粹学报》本为参照,从序言、内容等方面展现了《申报》本的原貌与特点,认定其为《国粹学报》本的删减本。并就《申报》与王国维的关系、《申报》本为何是删减本、《申报》本的发现与定本的确立这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申报》本的重要意义不只在于新文献的发现,更在于版本变化中显现出的问题,应关注版本变化后所折射的思想变化。     

士林正气学苑奇功──评《曹雪芹祖籍考论》

士林正气学苑奇功──评《曹雪芹祖籍考论》周汝昌１９２２年胡适始著《红楼梦考证》，所考以作者与版本为两大主题。版本一题另论，作者一题则迟至１９３１年方有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发表，是为雪芹祖籍河北丰润说之源头。胡氏《考证》之后历２５年，拙著《红楼梦新...     

《王无功文集》版本问题新论

唐代王绩文集在历代文献著录中有三种版本,即五卷本、三卷本和二卷本。二卷本已佚;现存三种清钞五卷本来源相同,最为接近原编,但五卷本也曾经存在不同的系统;三卷本存在一般三卷本与孙星衍影宋本两个同中有异的版本,《唐文粹》、《全唐诗》所选王绩诗文均源于一般三卷本,《全唐文》则可能参考了两种版本。三种版本的关系上,三卷本很可能是上承五卷本的改编本,而非一般认为的删节本,它既可能脱胎于二卷本,并作了重大改编,也可能是与二卷本完全无关的一种新编本。     

《春秋榖梁传》注疏合刻之后版本考

《春秋榖梁传注疏》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是《春秋榖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形成的详细的补注补疏,是《春 秋榖梁传》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通过详细考辨历代所刻《春秋榖梁传》注疏本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勾勒历代《春秋榖梁传 注疏》的发展状况,了解版本目录的重要性,为春秋经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两点两论”：胡文彬的红学研究成就——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二

胡文彬的红学研究大体可用＂两点两论＂来表述。所谓＂两点＂,即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红楼梦》与红学传播交流史,二是《红楼梦》版本包括抄本与程高本研究;所谓＂两论＂,即＂红楼人物论＂和＂红楼文化论＂。＂两点两论＂可谓胡文彬文学批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胡文彬解悟《红楼梦》的着力点。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据作者,二是通过版本。由于作者真伪难辨,原始版本未曾发现,所以从作者或版本来考察《水浒传》成书时间最终都陷入了僵局。新时期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或从文本出发,寻求成书时间的内证;或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去探讨成书时间。前种方法颇有说服力,但也存在局限性。后种方法立足于现有的有关《水浒传》传播与接受的材料,力图使讨论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无疑都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