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农本局述论

抗战前夕,鉴于"复兴农村工作"和"加强农业金融发展"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农本局,以流通农村资金和调整农产运销.农本局着力于"全国农业仓库网"和"合作金库网"的建设,举办各类农产贷款,调剂运销.这对于支持抗战,保证军需民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然而,农本局并未实现复兴农村的初衷.随着各种专门机构的设置,农本局的职能不断萎缩.乃至最终被取消.     

试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变迁与创新——以合作金库制度为讨论中心

1930-1940年代,以信用合作社-县(市)合作金库-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分支库组成的三级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成为新式农业金融中的重要一极,也构成与农民银行及其分支系统组成的农业金融体系并立的新型农业金融体系之一.虽然以合作金库为核心的合作金融体系还存在资金来源的依赖性、网络的脆弱性、运转的非独立性以及在新式农业金融供给体系中的非主导性等缺陷,但它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发展不无重要历史意义.它以合作金融的力量为近代农业与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成为近代乡村变革中的一注强力剂,并成为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一大创新.     

控制与抵制：民国时期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都是执行国民政府农贷政策的金融机构。在国家行局与川省合作金库这种“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中，处于同一农贷链上的双方既存在共同利益，也相互博弈。一方面，国家行局不仅是合作金库的控股者和农贷资金的主要供给者，还控制着合作金库的人事任免大权；另一方面，合作金库为了争取自主权，也试图摆脱国家行局的掌控。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贵州山区农村金融的现状及制度建设

贵州山区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呈现资源相对稀薄、农户金融资产单一、交易机会缺乏且效益偏低、业务频繁但单笔额度小、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原始互助色彩浓厚、基层机构运营艰难、单位经营成本较高、抗风险能力弱等现象.虽然英借贷市场处于边缘地位,但地缘因素等也为当地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特有条件.目前贵州山区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发展收入相关贷款和加强信用工程建设、建立开发金融制度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     

河北省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长期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种非需求导向型机制演进抑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针时河北省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政府要转变干预方式,通过为农村金融体系确立公正有效的竞争规则,提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采取各种市场化手段,引导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货行为和农村内生金融秩序的生成,构建起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结构与发展思路探索

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金融业务相对萎缩、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不稳定性、农村金融资源非农化趋势加剧成为必然.这使得金融机构对农业的现实投入与农村经济对金融的现实需求极不相称.基于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农村金融政策的选择必须考虑以下因素：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拓宽政策性金融服务领域、完善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建立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如此,才能保持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适应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也才能满足农村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参考——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业务创新研究》

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与国富民强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城乡一体化.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助推.无论是对理论研究者还是政策实践者,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课题. 如何充分发挥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作用,使其在为"三农"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吴占权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业务创新研究》一书从业务创新角度做出了有益探索,该书涉及农户小额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等产品的开发与创新,读后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初探

抗战时期,在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过程中,四川逐渐建立了由省、县两级合作金库组成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各大金融机构是这一体系的主要资金来源,办理低利合作贷款是其主要业务.推行合贷的主要形式分为联合办理和分区办理两种,这两种形式都是首先由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给各级合作金库,再由合作金库放款于基层合作社.     

小额信贷"郁南模式"的制度性解析——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新探索

郁南模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创新在于政府主导的信用村评定、首创县级征信中心、扶贫担保基金贷款等.其绩效是既扩大了农村金融普惠面,又促进了县域经济与农村金融双向可持续发展.理性剖析郁南模式,具有激励约束功能的供给导向制度安排、政府主导优化的金融生态、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关键.针对发展制约,提出了深化改革路径:以需求制度衔接供给制度,用契约信用链接农村民间信用,以财政杠杆撬动农险与信用担保,并审慎增加农村金融机构.     

正规贷款、种植规模与农场绩效

本文使用2008年农村金融调查中获得的农户数据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结构、正规贷款和农场绩效进行了分析.本文的数据显示,农户获得的正规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这符合我国当前金融政策的目标.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开发型金融政策在农业绩效方面的有效性.在控制了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内生性以后,本文发现:正规贷款对于规模较大的农场才能起到提高农场绩效的作用,对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正规贷款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民国时期川省县级合作金库损益分析

民国时期,四川省建有县级合作金库121处,覆盖了全省大部分地区。县级合作金库是民国时期四川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办理合作社农民贷款、存款和汇兑业务。1940年以前,四川各县合作金库大都处于盈利状态,但盈利数额较小;1941年以后,各县合作金库则出现可较普遍的亏损状况,金库的日常运行都难以正常维持。物价上涨、合作金库转贷利息较低等是导致四川各县合作金库营业亏损的主要原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国农村依然存在金融供给不足、金融资金外流、农村贷款难等问题,极大的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应深化农村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建设进程、加快发展和实施农村小额信贷工程等,积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体系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表现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二元并存的格局.然而,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成本高以及监督成本过高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进展缓慢,非正规金融尽管提供了农村资金融通的较大份额,但也受到政策限制、资金有限以及管理不规范等的约束而无法满足更多的农户融资需要.以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为主要联结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信任等适应小农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的农村社会资本,对克服正规金融部门在提供农村金融服务中遇到的困境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应积极运用社会资本,探索建立农村社会资本与正规金融部门融合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     

1931—1936年间中国商业银行对农业的投资

中国进入3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开始对农业进行投资,除此之外,一些民间性质的,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陆续开始了这方面的投资。 中国自1931年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一方面,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集中到了银行;另一方面,老式的金融机构,如钱庄等相继倒闭。在一些地区,甚至连高利贷也难以存在,农村出现金融危机。1934年6月美国政府推行收购金银政策,大量金银从国内流出,中国的物价大幅度下落,进一步加深了金融的危机。 1927年之前,中国只有6家农业银行,实际上对农业投资很少。从1928年到1934年,成立了以江苏省农民银行为首的23家银行。浙江省政府于1929年设立农民银行,委托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行负责农村存贷业务。1933年成立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并于1935年在全国范围内改组了中国农民银行。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农业银行已初具规模。     

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变迁及我国的经验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虽然滞后于金融需求,但缺少制约主导了金融需求的发展,这种供需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农村外生性的金融制度演变决定的,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而且这种强制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受其他体制改革的“惯性”影响,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但随着农村产业化的加速,以及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对农村金融制度革新产生强烈的需求。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写在黄山屯溪农村合作银行挂牌之际

“服务区域经济,加速自身发展,向现代农村金融企业目标阔步迈进”这是屯溪区农村信用联社近60年改革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屯溪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屯溪信用联社）经过近60年的发展壮大,如今已发展成为辖有5个支行、8个分理处,机构遍布城乡,资金实力雄厚,业务经营快捷便利,担负全区90％以上“三农”贷款重任的农村金融主力军。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二元结构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背孜乡和山东省南郝镇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金融的二元性"(迈因特,1978),即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同时并存的一种现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现状正是金融二元结构理论的现实反映.研究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现状并分析导致二元金融结构形成的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对影响农户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贷款可得性之关系的因素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从而为优化农村金融市场格局,满足农村地区资金需求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信贷供求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大力支持和助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包括政策性金融组织、商业性金融组织和合作金融性金融组织.从表面上看,这种农村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安排能够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但是从现有农村金融组织的实际运作来看,现有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偏离甚至背离其预期轨道.如何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市场供求均衡,是摆在我们面前要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促进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