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独特化还是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分析

本文从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经济反哺四个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模式,并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模式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具有老一代农民工在消费模式上的独特性.在消费结构上与城镇户籍80后外来人口趋同,表现出市民化特征,但在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上则要低一些,经济反哺的压力更大一些.收入水平低、经济反哺负担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扩大内需.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从代际差异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

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开放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心理融合存在身份认同、归属感、幸福感、和生活适应四个因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更高的心理融合倾向,但其在心理融合过程中存在自卑心理,对外部环境满意度低等现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应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     

浅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嬗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自我意识增强、法律意识增强、竞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等重大变化.本文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城市文明的冲击、打工生活的挫折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嬗变的主要原因.明确提出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途径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     

实践理论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以晋北N村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城市融入、市民化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对他们的婚恋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学界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时,常常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忽视微观的个人策略。本文在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场域、资本、关系等概念工具,尝试从主客观因素双向建构的关系角度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分析——以天津为例

深入了解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天津市贯彻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对策建议。     

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已成为城市的一员,政治参与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政治保障。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感染,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逐步与城市人群接近,他们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加明晰化,然而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却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这导致新生代集群化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城市秩序不断改变。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制约因素,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状况及对策“用工荒”关系分析

“用工荒”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主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状况为出发点,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从政府、企业、员工三方视角对“用工荒”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调研结果对缓解乃至破解“用工荒”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

消费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重新定义自我存在与主体建构的能动体现.引致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认同的本质在于:弱化阶层属性的新策略、身份认同的新转向、主体建构的新机制.在"留不下的城"与"回不去的乡"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没有定性的归属,消费认同本质上成为他们寻求自我存在和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基于消费实践的消费认同与主体建构,是否会陷入过度消费的陷阱,造成认同的扭曲,依然是我们今后要积极面对和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求探析及协调解决——基于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对福建省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障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调查也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相联系、相结合,理顺各种制约性要素,畅通供给渠道,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求探析及协调解决——基于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对福建省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障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调查也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相联系、相结合,理顺各种制约性要素,畅通供给渠道,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