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的委曲与内疚

白起是中国军事史上继孙武之后的又一伟大军事统帅。是秦国历史上战功最卓著的将领。誉之者称其为"战神",贬之者称其为"人屠"。对白起的"功"与"过",应从战争的本质特性上去理解。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评析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对古史形成规律的科学阐述,这一理论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和实践;将某些不见于较早古书的说法视为不可靠的后起之说,视为不存在历史素地的"伪史",应是科学的;所谓"走出疑古"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古史分期论辩中产生八种"封建说",其中"魏晋说"最为丰富和系统,这是与尚钺的研究和倡导分不开的.他系统提出了古史分期理论,辩驳了"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对于"魏晋封建说"有开创之功.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研究方法得失论衡——以《周初地理考》的研究方法为中心

钱穆考论古史地理,并不单纯考证地名、地理,他的古史地理研究不属于传统的"地名簿记之学",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他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提出周人由山西往陕西迁徙、发展的看法,成为研究周初发展的重要一说。该文运用一些研究古史地理的方法,包括地名研究法,地名迁移,"人以地名,非地以人名";地望研究法,考论古史地望、人事要结合当时历史条件,以诗释史,运用声韵学等。虽自圆其说,但在研究方法、阐释文献、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不足,如: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征之于古迹""求之于音似"两大毛病;在处理神话方面,把神话人物当作历史人物,没有运用考古资料。这些限制了该文的学术成就。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

前言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也就是关于周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四十多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则一贯认为周代是"奴隶制时代".这观点或学说,近十多年来似乎已成为"定论",或被当作权威性的"定论"来看待.但是,我认为,如果从先秦的全部第一手材料出发并以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方法对之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便很难认为这一观点或学说是符合中国古史的实情的.所以,我从来不同意这一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顾颉刚对“古史辨”的自我反思

顾颉刚在"古史辨"兴起的学术渊源、研究内容、学术宗旨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或反思.他认为,"古史辨"之兴起乃是多种因素的汇合,是古与今,中与外交融的学术结晶,即怀疑的精神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古史辨"即史家的考辨古史,所辨内容是伪书、伪事、伪史,三者不可割裂;"古史辨"是一项长期的、开放的学术事业,有它自己的路径和旨归,破坏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     

“金枝国王”：禅让制起源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禅让制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争讼不息的议题,相关争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其真伪,二是其性质。就禅让制的真伪而言,自先秦诸子到古史辨派迄至当今学界,各家证伪之说均难以令人信服;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佐之以近年来出土、刊布的战国竹书,可以证明禅让制是切实存在的。就禅让制的性质而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自先秦以来,儒家以其为大同社会选贤与能的制度设计,以之彰显圣人之德;其二,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学界多以其为原始民主制的体现。两者都未能阐明禅让制的原初内涵。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确立了一种迥异的"王者"类型——"金枝国王"原型,具有普遍的民族志意义,阐明了国王的起源与本质:国王来源于祭司/巫师,本为用于祭祀的"牺牲"。我国远古时期的禅让制也可归入"金枝国王"原型的范畴。在禅让制中,对"天下"的争相让之,既非出于圣人之德,也不是由原始民主制决定的选贤授能,其实质在于古代的王者常被作为献祭上天神灵的"牺牲",且肩荷重任,受到制度的严苛制约,故民众对王位避之不及。禅让之"让",并非"礼让"、"逊让",实为"避让"。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论顾颉刚的"由经入史"说

顾颉刚从经学中走出,怀抱求真之旨进入古史研究.顾颉刚以特有的"古史辨"方式整理国故,实际上是以历史的眼光在求真意义上对传统经学进行彻底的批判.传统学术视经学为正统,旧的古史观念和意识形态均以经学为固守的阵地,不对经学彻底清算就不可能有真的古史.所以,他提出"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改经学为史学"."由经入史"说在顾颉刚的学术中处于核心地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对顾氏之学的完整把握.     

“巫术时代论”影响下的中国古史研究

晁天义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中,关于巫术文化的讨论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J·G·弗雷泽“巫术时代论”错误观点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古史研究者将史前中国解释为巫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历史上各种来源多样、性质复杂的传说不加辨析和区分,而是无一例外地视为著名巫师及其巫术的证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种显著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化精神的错误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精神“重现实而轻玄想”。在这…     

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其民俗学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一向为学界公认。受限于顾颉刚的自述,这种关系常被单向度的理解为其民俗学关注启发产生了"用故事的方式阐释历史"的视角。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实际上是其古史研究思路成熟和变化的直接产物。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方法内部本有辨定真伪和追究流变两个不同取向,1924年前的古史辨讨论中,顾颉刚多取前一取向,后在胡适点拨下,转向追究流变。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跳出了与刘掞藜等人的枝节纠缠,而且促使他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通过这一转向,顾颉刚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中也纳入了全新的"民众"观。     

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

爱情诗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都有所表现,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又因为南北朝文化学术的交流、融合,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爱情诗也并不是壁垒分明的有南北之分。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份相思两地情","两地明月一份情"。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在北周隋唐的官爵系列中,除职事官和封爵外,还有散官和勋官两大类.散官又分文武,其中武散官在隋以前称为"散号将军".勋官是唐制名称,北周称"戎秩",隋称"散实官".它们都是单纯身份等级标志,没有权力和职掌,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散官和勋官的性质十分接近,但历史来源和政治属性不同.前者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产物,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特别是散号将军,已被北魏、北齐和梁、陈用作衡量官吏身份贵贱的基本尺度,成为士族门第的重要标志.后者则出现于西魏末年,是关陇政治集团的文化传统的象征,是关陇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     

李冰治水思想辩证关系探析

都江堰是一个系统科学的庞大水利工程体系,是沿用至今的一项伟大"生态工程",是世界水利工程的典范。都江堰的修建是李冰和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在修建过程中运用的科学治水方法,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正确处理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该工程变水害为水利,解决了水患问题并灌溉了整个成都平原的农田,李冰留下的科学治水方法是都江堰保存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的重要原因。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三皇五帝”研究与讨论》栏目征稿启事

<正>以"炎黄"为代表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是先秦和秦汉时期古人编制的中国远古历史,然而其真实性、与中国远古史的吻合程度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1920年代的"疑古"到当代的"走出疑古"以及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核心和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华夏"一词起于时代称谓"虞夏",兼包地域、政治、民族、文化诸涵义,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华夏民族滥觞于传说古史上的"五帝"时代,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原部落大联盟的日趋成熟,而到虞舜为盟主时,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已基本具备早期华夏国家的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