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协商:“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实路径

缓解当前的"民工荒",首先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将集体协商制度的覆盖面落实到农民工群体是一条可行路径。为此,首先需要培育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将市场调节作为集体协商运作的经济基础;其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集体协商的宏观指导,为农民工参与集体协商制度提供政策、法规保障;第三要培育规范的谈判主体,使谈判双方主体的地位对等。     

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

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源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这种传统的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存在着三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即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职工的利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当前职工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研究

2010年,中国围绕劳动关系冲突的罢工、停工等群体性事件频发,并显露出与以往劳资矛盾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不同的特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罢工主体;二是有了＂主动＂抗争的色彩;三是组织化程度较高;四是集体行动有了更多的理性成分;五是事态容易扩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没得到劳动关系平衡机制的有效保障、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增长是引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要预防和化解劳资群体性事件：一是要建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二是要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三是要建立合理的职工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四是要建立运转高效的工会组织。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

集体谈判作为西方社会劳资冲突制度化的社会发明,不但得到工人和工会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雇主的兴趣。通过协商的程序、承诺的遵守以及共同利益的形成,可以构筑消解工人集体怨恨、制造工人认同的内部国家机制。在中国,工会受组合主义限制,尚不能成为集体谈判的有效发起者,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却有可能使雇主成为实际的“发动引擎”。本文通过对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过程的描述,探讨在竞争和斗争的背景下,雇主和工人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互动,以及在以生存伦理为基础的工人群体中逐步形成从“无序抗争”到“有序遵守”的内部国家机制。     

集体谈判制度与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基于经济危机的思考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遵循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原则,劳动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几种要素的价格要低得多,这必然造成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中的比重偏低,导致劳动者收益普遍偏低,也必然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在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缺失是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由于新旧机制的交替,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从认识到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集体谈判主体资格不到住、集体谈判机制欠完善、集体谈判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只有完善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才能保证劳动者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获得更大份额.而保证工会的独立性是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的根本途径.只有当工会组织真正代表工人、相对独立于政府而与资方及其组织进行平等谈判时,集体谈判机制才算有效建立,职工或雇员的利益才可以得到最大化的保护.     

公民主体道德权利与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

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既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当前,我国农民工国民待遇缺失严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行制度对农民工道德权利的忽视,具体表现在农民工道德行为选择自由权的缺失、农民工道德主体人格平等权的缺位以及农民工道德行为公正评价权的缺乏三个方面。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靠公正的制度安排,更需要对农民工关怀的伦理意识。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公民精神培育

协商民主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民主实践形式,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协商民主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追求"最大公约数",体现集体主义基本原则。公民精神与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式下,有利于现代公民精神的培育。因此必须做到:强化公民参与,促进公民精神养成;营造"尚公重私"的良好政治文化环境;拓展协商民主空间场域,延展公民精神的培育领域;发挥网络协商民主新形式培育公民主体意识自觉。     

论市场经济建构中的集体谈判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谈判这个词并不生疏，经常被当作解决劳资矛盾和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使用谈判这个词还不多见。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也是多元的，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尤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同市场主体使用集体谈判手段解决利益纷争．调适分配关系，将是不可避免的。一、实行集体谈判的客观依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用集体谈判的方法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尤其用来调节物质利益分配关系，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现在，我们不能再忌讳谈论这个问题…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根据农民工特点、其生命健康权的内在要求,以及医疗保障有效供给理论,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有效供给制度是必要的.结合农民工医疗保障面临的难题,建立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一要建立城乡统筹的农民工医疗保险账户和医疗救助制度;二要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中间代理组织;三要加强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其他医疗保障制度的兼容性.     

和谐社会目标下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思考

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大要务;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总体上还存在着制度、法规不健全,管理机制不完善,政策措施不执行,保障资金筹措难等问题。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加快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消除制度性障碍;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多方筹措,扩大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结合农民工特点,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也关系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文章通过对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调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就业的层次低;就业的稳定性差,工作变化频繁;就业的收入偏低,对就业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的环境相对恶劣,劳动安全缺乏;就业培训体系不完善,就业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加强维权组织建设,认真贯彻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引导与加强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黑中介,拓宽农民工就业的渠道;加快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城市社区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动力分析

本文从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时代价值出发,分析了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在协商制度完善、协商主体优化、协商平台拓展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的领导动力、制度动力以及理论动力。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论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及政府责任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障农民工的政治权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提升农民工的政治素质.当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民工若想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离不开健全完善的制度化参与渠道.显然,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化规范需要政府来制定,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和民间组织等也需要政府来引导.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离不开积极的农民工主体,也离不开政府积极履行其管理和引导责任.在政府还权于民的政治环境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责任意识的提升和解决思路的创新.     

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理论判断与宪政价值

对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健全农民工权利保障法律制度的理论前提与认识论基础.对农民工权利保障作出恰当的理论判断,首先要对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给予充分的认识;要确定重点保护的农民工权利的边界,让农民工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选举等诸多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还要结合农民工问题的特质,为制度建设准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任何群体的权利及其保障都体现着宪政价值,都是宪政价值在权利范畴中的展开.从理论上厘清农民工权利及其保障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宪政制度.当下要构建的农民工权利保障体系应该体现人权、平等、民主等宪政价值,使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不再被剥夺.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及其法律规制

平台经济的发展加速劳动关系变革，成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催化剂。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助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认定标准不明确、主体地位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充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对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使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身份得到正确归类；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弥补平台经营者“算法”独决机制导致的恣意妄为的短板；加强劳动基准保护，以劳动“三分法”分层配置劳动者法定权益；完善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双向促进。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论经济行为中的隐性谈判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企业、个人之间以及其他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差别，有时也会产生矛盾和摩擦。在解决这类问题的各种途径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至今未被人们认识的隐性谈判的办法。这种谈判不是公开对话、协商，而是隐蔽地进行讨价还价，以达到自己的某种经济目的。文章对隐性谈判的形成机理、隐性谈判的表现形式、隐性谈判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作了系统的剖析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