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德治不等于人治

德治与人治历来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因此提倡以德治国,我们首先必须为德治正名,名正言才顺.只有辨清德治与人治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有可能就德治的价值、功能、规诫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广泛的共识,从而推动德治的最终实现.     

再谈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孔孟的“德治”思想主要包涵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指当政者的施政措施要体现“保民”、“爱民”、“富民”、“教民”等原则 ,反对暴政和恐怖。其二 ,也是最关键之处 ,是指当政者的德性决定国家的治乱之道。至于君王以法圣贤为名 ,立一道德标准 ,推行于民众 ,以达移风易俗之目的的“德治”是荀子之主张 ,已去孔孟远矣。故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先秦时就已开出岔路。换言之 ,孔孟“德治”学说表现为孟子的“仁政”说 ,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能否施行在于当权者本身能否定仁心。有了仁政 ,天下才能得治。这种“有德者执政”的德治思想起源于孔子 ,形成于孟子 ,而荀子则歧出。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按着时代的先后顺序有着这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即三代时期德治传统的起源、春秋时期德治思想的发展、汉代德治传统的确立、宋明时期德治的强化以及明末清初对德治传统的质疑。     

中国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而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中国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人治、法治与德治刍议

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由于人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故应当摒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单靠法治国家是治理不好的;应当充分认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德治刍议——兼议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们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的认识有所不同.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差异,又有某种联系.德治可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同时法治也可以补充德治的缺陷.只有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     

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

殷商易代之际,周初统治者为证明其所建新政权之合法性,极力宣扬以德得天下的理论,并从西周初期开始,逐渐构建“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本文对西周早期“以德治国”之思想的形成略作考究。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儒家欲以德治统一全国;奏二世而亡,汉反思法治,德治独尊地位奠定;存天理,去人欲,理学把德治引入禁欲主义的歧途。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论德治-法治文化中国化

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是对法治的限制,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德治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法德并举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社会宪法目标的选择。     

“法治”与“德治”探析

本文从"法治"、"德治"、"仁治"、"人治"等几个重要概念的梳理人手,试图理清在德法兼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文中提出"法治"、"德治"在紧密联系的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阐明兼治正是基于它们的互补性并希望很好地利用这一特性把中国的事做好.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实施德治的思路.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价值根源

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为政思想和主张。孔子德治思想的创设和建构,是对周初"敬德保民"等政治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知天命",既是对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化天命观的转化和超越,也是其德治思想的价值根源。孔子把天人关系的重心从"天道"转向"人道",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德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

德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政治理念 ,中外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德治的论述。我国古代社会还素有德治的传统。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 ,赋予这一古老理念以新的生命力 ,这是又一次理论创新。德治理念的核心是政治道德 ,应当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建设。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德治”先要树“官德”

以德治国,要“官德”先行。“官德”建设一要靠法治,二要靠德治,也就是“依法治吏”和“以德治吏”。领导干部讲“官德”,首要的问题是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廉洁自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注意谦虚谨慎,团结协作;重视以德律己,养德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