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特对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

达米特与戴维森是当代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意义理论领域都提出了富有特色的理论,对当代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米特从构造意义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显示性原则和分子论原则出发,批判了戴维森以真之理论表征的意义理论,论证了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本身并没有满足他本人所提出的适当的意义理论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达米特关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触及到意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当代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意义。     

达米特对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

达米特与戴维森是当代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意义理论领域都提出了富有特色的理论，对当代语言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达米特从构造意义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显示性原则和分子论原则出发，批判了戴维森以真之理论表征的意义理论，论证了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本身并没有满足他本人所提出的适当的意义理论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达米特关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批判，触及到意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对于当代意义理论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意义。     

达米特与语言哲学 ——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谈话录

达米特是最好的弗雷格学者,是杰出的分析哲学家。达米特的著作难懂,是因为他探讨的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问题,他考虑的问题是先验的,考虑问题的方式是逻辑的。达米特框架是达米特对意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关于force的理论是超出了弗雷格基本思想和理论的。达米特关于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会在今后哲学的发展中日益彰显。达米特与戴维森都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向前走,但是二者向前走的方式不同:达米特框架和T语句显然是不同的。语言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与一般人(包括日常语言学派)所说的分析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它要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不是分析语言,而是借助语言分析来做事情。分析哲学不是孤立的东西,应该放在整个哲学史中来考虑。我国应该重视当代形而上学的研究。     

戴维森意义理论对当代哲学的主要贡献和影响

戴维森意义理论的问世,标志着真值条件理论这一新语义论的诞生,开辟了一条旨在探索意义理论经验验证的新途径———彻底的解释,从而丰富了当代语义学的理论宝库;戴维森和达米特引领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显示了意义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戴维森意义理论的逻辑实用主义研究风格,以其自身的优势已显示并将继续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空间;戴维森意义理论与一些重要的大陆哲学家的相关思想具有明显的融通性,由此成为联结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一个重要节点,显示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突出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使得戴维森意义理论堪称当代语义学一项巨大的革命性思想成果,戴维森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堪称继蒯因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     

“一门语言”的观念与“乱语”的诠释

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戴维森等人曾先后基于不同理由对"一门语言"的观念提出质疑。戴维森认为,约定论语言观对语言能力的描述需要遵循三条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与人们对"乱语"现象的成功诠释不相容。约定论语言观不能解释"乱语"的成功诠释;共享的语言知识对于成功诠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认为一门语言是语言交流实践中双方必须共享的一个受制于约定的规则系统,那么,交流的成功(尤其是对乱语的成功诠释)就表明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一门语言"。从这个立足点重构的戴维森论证,既可以避免达米特和巴昂的解读缺陷,又能保留戴维森语言哲学的一些重要洞见。     

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的形而上学渊源

西方形而上学整体演进的理论视域下,实在一词具有核心性价值。当代实在论、反实在论思想的特定形态,是由哲学传统中不同形态的本体论,经过认识论的过渡,最终转向语言从而生成的。这为西方形而上学发展脉络的明晰提供了关键支撑。代表不同哲学发展阶段具体形态的实在论思想,定会引发与之对应的反实在论。这种构成各个阶段的形而上学主题的方式,应被视为“实在—反实在”哲学范式。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发展在这一独特视角下呈现为二者具体理论形态之演进。戴维森、达米特的实在论、反实在论之争是以此为理论渊源,基于现代逻辑、当代意义理论的新进展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后语言转向的新产物。继弗雷格、维特根斯坦之后,戴维森、达米特开启的基于意义与真的实在问题之争,决定了各类不同程度、形态的实在论观点所坚守的共同理论底线。这一理论临界点和论争焦点就是是否坚持二值原则。     

戴维森论不自制

不自制是一个古老而又艰深的哲学问题.戴维森的研究为不自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贵的进路.不自制是非理性的两大情形之一,它与戴维森的合理性理论、行动理论、意义理论和真理论都密切相关.戴维森通过引入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解释理论来解决不自制问题,从而一方面拓展了当代分析哲学的问题域,另一方面也消解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与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可行性的分析

本文选取戴维森与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从可行性的角度分析了怎么样的意义理论才能成为探究我们世界的一个正确的理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可行性主要集中于他利用了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用“真”概念取代“意义’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初始概念,通过语句的真值条件来给出语句的意义,即通过真和真值条件这一外延手段来阐释语言的意义这一内涵的思想。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主要在于提出构造一个可行的、合适的意义理论就必须与人的认识状态和认识能力联系起来。一个语句是真的就在于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能行的方法来断定该语句。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缺陷主要在于用真概念为核心概念所构造出来的意义理论并不能对说话者关于语句的意义的知识体现在什么地方正确地显示出来及它并不能对人们的语言实践做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逻辑与哲学:戴维森意义理论中的真与意义

真与意义一直是逻辑学、哲学中倍受关注并予以积极探讨的重要问题。直到戴维森,真与意义才创造性地在自然语言意义理论中实现了融合,并凸显出了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即都是对语句真的不同解读。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戴维森意义理论中真与意义各自不同的特征,从而厘清逻辑与哲学的关系。     

戴维森与图式/内容二元论

概念相对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图式与内容的二元划分.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当代哲学家继续在语言学的视域下讨论这一问题.戴维森是这种二元划分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承认这种二元论只会导致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相互交流与理解无法进行.戴维森的反驳建立在预设宽容原则的前提上,但是他未能先天地论证这个先天原则,因此其反驳缺乏坚固的理论基石.戴维森把宽容原则视为一个先天的理解原则,这说明他实际上是以语言学的方式向康德先验思想方式回归.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