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是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育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源泉。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要以体育“本体性文化”和“内涵性文化”为基石,以共同的体育文化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回归与时代性折射为准则。通过寻找民族传统体育元素,重塑民族文化记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凝聚民族文化精神;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赛会,构筑民族文化生活;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交融,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民族传统体育成果,促进民族文化共享,进而实现新时代民族体育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倒反修辞格的文化精神

辞格是一个民族基于自己的语言特质和文化心理造就，而被历史重复固化的形式系统，无疑会折射该民族的文化特征。本文拟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学思想的角度探讨倒反修辞格在大中国汉语语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温柔敦厚性”“奇正互转性”“现实批判性”三大文化特征。     

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当代文化中常常提到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文明的影响之大。博大精深的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对先秦文明的继承，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谐性、创造性的特点。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因此，这一时期确立的政治制度为后世所效法，其都城布局规划为后世所仿效；历法和节气的确立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水平；“敬天法祖”和“孝”文化则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这一时期确立的主体疆域、民族认同、丝绸之路等，对其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相信，以汉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汉文明的基本特性，弘扬汉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定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试论民族文化的三维特征及四维视角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以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变迁中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意识形式三维特征,从民族文化的三维特性统一的实践视角、现代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统一的历史视角、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性的开放视角、文化变迁中层次性递进的发展视角等四维视角,探索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动因,能够为我们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推进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空间结构视阈下民族地区治理的“在场”与“脱域”

对不同“治理空间”特性的准确认知,是实现差别化有效治理的前提。在空间结构视阈下,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治理既要依据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化“在场”性治理,又要根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等进行“脱域”性治理。需要依据不同维度梳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中的“在场”“脱域”性治理要素,调适“在场”的特殊性与“脱域”的共同性之间的张力,形成共同性主导下的治理诸要素接洽,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治理效能,以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统一。     

浅谈蒙古族艺术的审美文化资源——以LOGO设计为例

民族审美文化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主要是指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现象。蒙古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博大丰厚，它深系着蒙古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时兼具历史传统与地域特质的双重性。对民族艺术“自足性”的辩证观点将有利于关于民族艺术未来的探索，既不能简单地实现“与世界接轨”，也不能单纯地在“保护”中“返璞归真”。民族艺术的出路在于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审美文化资源并以博大的胸襟吸收世界文化营养，创造具有新的民族个性和现代气派的民族艺术。     

赤峰历史漫谈

赤峰，蒙古语称“乌兰哈达”，总人口460余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自治民族，汉、满、回、朝鲜等20多个民族和睦聚居的地区。全市总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有“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城市”之美称。赤峰，地处祖国北疆，三面群山竞秀，东汇淼淼辽水，山川形胜，地利通达，是贯通东北、华北和内蒙古腹地的险关要隘，自古有“塞外锁轮”之说。赤峰，具有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蒙元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赋魅与认同:新中国初期边地诗歌的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建构，事关一个国家的团结稳定与长治久安。在新中国初期，新的民族政策的施行和新的边疆治理模式的形成促进了边地诗歌创作的“异军突起”，为建构“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多民族语境下，边地诗歌从风景、新人、民族文化等层面，通过边地风景重构、革命新人型塑和民族文化发掘等，对国家形象的多维空间进行了“翻新”和拓展，实现了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再造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生成。在建构新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边地诗人以“他者”视角，采用“赋魅”策略，视认同为旨归，通过文学“想象”等方式，实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同步建构，为新生政权合法性及合理性地位的取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歌文本资源。     

文学何以疗伤—-简论台湾族群的政治伤痕与文化认同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记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部分。以台湾族群的撕裂为起点,辨析和回应“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通过梳理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对比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异同点。认为舞台疗伤、展览疗伤、著述疗伤、校园疗伤、电影疗伤、电视疗伤等方式可以治愈政治伤痛。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以“融”为导向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

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向心性、凝聚性、和谐性三个维度上的高阶状态，回答为什么要“融”、什么是“融”、如何实现“融”等问题对于民族工作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具有积极意义。以“融”为导向是党的民族工作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融”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为着眼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着力点，以打造立体纵横的共同体纽带为着手点。新时代民族工作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加固物质联结、润化共有精神入手，不断增强向心性、凝聚性、和谐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文化建设视野下的民间信仰活动改造

从促进文化建设的角度指出民间信仰活动蕴含着丰富的工艺美术、表演艺术、民俗节庆、历史传闻、民族精神和道德观念等传统文化内涵，以及它在当前文化建设中具有保护和传承传统民族文化、抵御外来文化恶意入侵、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影响输出、引导社会舆论、净化社会风气、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等文化价值与意义，分析了当前因疏于管理而导致民间信仰活动中出现盲目迷信、滥建宫庙、过度产业化等一些乱象与不良影响，主张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理性态度，对民间信仰活动从场所、内容、信众、崇拜对象、组织人员、文化遗产等方面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管理、积极引导、科学改造，实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中泰之间的族群互动——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各国北部,沿横断山脉及山下诸水向南,历史上存在着一条民族迁徒的孔道,有人称之为“民族走廊”.各民族历史上的迁徒和交往多沿这些孔道进行,多种民族在此交汇,彼此融合,互相学习,形成了今日东南亚区域语言、民族、文化交错分布的多彩面貌.中国和泰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是跨界分布的,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多与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有亲缘关系,两国亲缘民族互动频繁.发生互动的原因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族群互动使参与各方都扩大了经济、文化视野,促进了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但一些势力利用族群互动制造混乱或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有关国家也都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何把握好国际族群互动,发挥其积极作用为人类进步所用,控制、避免其消极影响,消弭社会矛盾,排除外部势力干扰,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研究课题.     

半月形文化带：理解中国民族及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童恩正“半月形文化带”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依据考古材料,提出的一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地理文化带。长期以来,对半月形文化带的意义与价值,学界虽有所涉及,但总体上缺乏将其置于中国历史及民族活动框架中,系统考察其与历史上民族活动的内在关联性。事实上,半月形文化带不但被历史时期民族活动所充分印证,且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关键性连接作用。半月形文化带不仅为我们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开辟了新视野,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在该地带上的承袭性和文化融合以及所呈现的对农耕区域的包裹性,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半月形文化带有助于我们摆脱把长城作为农、牧线性分割的认知和多从单一民族视角认识北方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关系的窠臼,更多看到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交融连接及文化整体性,从而为我们深入认识理解历史上游牧民族同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整合以及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提供了一个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思路。半月形文化带蕴含着中国历史、考古、民族、地理、语言、生态和人类学的丰富内涵,堪称理解中国民族和历史脉络的一把钥匙。     

跨文化视阈下科尔沁叙事民歌英译策略研究

科尔沁叙事民歌记录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蒙古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珍品之一。英译科尔沁叙事民歌有助于促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本研究基于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英译现状梳理，以《陕北民歌》《阿诗玛》与《玛纳斯》等民族典籍译介成功案例为参照，紧密结合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形式以及歌词特点，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翻译策略，提出了从“底本选择”“团队翻译”和“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旨在助推更多的蒙古族文学典籍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良传统带进新世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而作

研究祖国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就要突破封闭在国门里‘”批判继承”的老路,促进世界多样化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要突破姓“社”还是姓“封”的束缚,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要扬弃以“批判继承”为指导思想的传统提法,确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思想;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抗战文化语境下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评析

新生活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反动性，也在精神动员、文化联合、民族理念等方面为当时抗战文化的推动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该运动在“安内”与“攘外”、新生活与旧道德、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之间陷入矛盾困境，致使其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到应有程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书写中的国家认同意识——基于哈尼族的讨论

中国传统正史及方志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历史书写范式，将各少数民族历史不断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实现少数民族由“化外”向“内属”的过渡，无意中形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和文化行动进行回应。历史上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是中央与地方双向用力的综合架构，对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挖掘，方能呈现出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为当下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历史基础，进一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内容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