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科技伦理研讨会”征稿启事

正自2011年起,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每年围绕相关领域的科技伦理问题,组织召开"科技伦理研讨会"。迄今已围绕"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及科学家社会责任"、"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等多个主题举办了六届研讨会,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不断广泛,人工智能技术所引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人工智能是一项前瞻性科学研究,     

全球忙打假

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不只是中国的特色，而是国际现象。人们常常认为，购买假货不会侵害他人。熟不知，假货不仅扰乱和危害社会经济，还有可能间接帮助恐怖组织。因此，抵制假冒伪劣产品，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诚信失范的社会成本与诚信制度的构建

针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商业欺诈等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现象和许多社会问题，对诚信失范的社会经济成本和相应惩戒机制的建立等问题进行探讨。     

农耕文明与“熟人”社会

针对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诸如假“LV包”、“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毒毛血旺”、“染色馒头”等假冒伪劣产品、欺诈行为以及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现象，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探讨。     

技术创新“熊彼得问题”文化批判及其活动建构

技术创新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科技活动,源生于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熊彼得问题"可以在后现代文化框架里批判和分析,但消解"熊彼得问题"则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文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文化,并在两型文化中通过重建伦理规范、技术选择、创新评价和转变技术创新模式来完成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建构。     

性别文化视阈下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与重建

性别文化是建构婚姻伦理的基础,因此以性别文化为视阈,审视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现象与成因,进而探讨重建我国婚姻伦理的合理导向与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失范主要表现在越轨问题增多、家庭暴力日益攀升、各类违法婚姻蔓延等方面。这些失范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别文化的影响,如性解放思想的泛滥、女性依附心理的残存以及对"妇女解放"的误解、男权主义思想的残存影响等。因此,重建现代新型婚姻伦理应以先进性别文化为基础。     

“2014′科技伦理研讨会”在滇召开

<正>12月4-5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在云南省临沧市组织召开了2014’科技伦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生态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地学部常委会主办,学部工作局、学部道德与科技伦理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旨在分析科技发展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讨论不同维度的环境治理机制,探讨科学家在构建良好生态环境中的责任,以进一步增进科技界和社会对科学技术发展后果的关注,构筑科学与社会沟通的平台,推进规范化、负责任的科学技术研究。围绕生态环境伦理与     

倡导“大伦理”——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常认为,伦理主要是指人与人关系的伦常理念。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科技的进步,人类生产、生活领域的拓展,伦理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范畴,更广泛、更深刻地波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方面面,从而大大凸显了生态伦理问题。看来,只有把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融为一体,才能称得上完整意义的伦理,或者称之为"大伦理"。以往,人们对社会伦理是关注的,相对说来,对生态伦理似乎关注较少。本文拟在确认大伦理的前提下,侧重探讨一下有关生态伦理的几个问题,就教于读者方家。     

勒索病毒事件的科技伦理隐忧与消解

2017年两次勒索病毒事件袭击全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科技研发与应用的理性化思考:一方面试图从病毒本身技术出发来研讨对新技术进行制约;另一方面从根源上和广度上思考如何降低这一类似科技的社会风险.为此梳理这两次病毒事件破坏力及其呈现的科技伦理问题,剖析其主要的四种应对措施及效度缺陷,并以"区块链"充实技术本身治理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同时倡导人们秉持"科技伦理+N科技措施"的应对策略,在原有科技处理技术及措施上,一是要消解科技与人文分离的思想,二是科技伦理教育要终身制,三是落实科技发展要"好一点",科技伦理建设要"快一点".     

当代“婚外恋”现象伦理透视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传统的婚恋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近几年以来,"婚外恋"现象尤为突出,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尽管不可以对"婚外恋"现象一概而论,但是它的日益严重却应当引起人们对当前伦理道德的沉思.如何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婚恋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假冒伪劣商品打击力度分析

提出了假冒伪劣商品打击力度的含义，并构造了有效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模型。通过分析政府、企业、消费者在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过程中的作用及存在问题，建立了管理部门检查力度模型及消费者投诉模型，提出了加大打假力度的途径和建议。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假冒伪劣商品产生和泛滥的社会根源

假冒伪劣商品为什么屡禁不止,且有日益猖獗的趋势呢?本文认为:利益驱动与道德的沦丧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制假售假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利益群体,即制假者、售假者和买假者（特指知假买假者）,他们的行为形成的合力导致了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商品二因素的矛盾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分离,是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治理不力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的产生和泛滥。     

农资连锁经营模式探讨

农资连锁经营不仅促进了农资销售的标准化、规模化,还有效预防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实现服务于企业和农民的目的.就当前中国农资连锁经营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我国农资产品连锁经营建立的必要性,如何建构及运作农资连锁经营模式.     

青少年“符号消费”的伦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消费文化的日益多元化和深入,青少年群体中的“符号消费”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伦理问题及其对青少年价值观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符号消费不只限于物质产品的购买,更体现在对品牌、形象和社会地位象征的追求。这种追求往往导致青少年的消费决策偏离理性,忽视真实需求,从而引发伦理问题,如盲目从众、攀比心理的加剧、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忽视。这些问题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文章着重分析这些伦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目的是促进青少年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和消费行为,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经济学分析

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经济学分析兰虹一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头脑里还没有假冒伪劣产品的概念。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才会采用欺诈的手段生产伪劣产品来变相盘剥劳动者，因此，假冒伪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专...     

论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文”和“美”

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是"文"和"美"。"文"在朱熹的学说中是个宽泛的概念,有众多的解说,但在朱熹美学中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含义,几乎涵盖了朱熹美学中的所有审美现象。"美"在朱熹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但与审美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和"美"共同组成朱熹伦理美学的核心范畴。     

走出"科技伦理"的误区

"科技伦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的头上;它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忽视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从而问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