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关于邹氏与马氏家族坊刻的调查与研究

四堡是地处闽西四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群,明清时期却成为华南重要的坊刻中心。四堡从事坊刻业的主要是邹氏和马氏家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本文探讨明清时期福建四堡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事业的内在影响机制,深入到宗族的发展脉络中探寻宗族内部建设、宗族之间以及与邻近宗族的矛盾与调和机制,进一步探究四堡的宗族社会所推行的宗族活动对其雕版印刷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论先秦到两汉宗族形态的变迁

随着战国时期先秦宗法社会结构的瓦解,秦汉社会有一个宗族重建的过程,西汉武帝以后的选官制度为累世经学者提供了经学入仕的条件,继而四世三公式的官位世袭为世族的稳定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他们得以重建宗族的势力,到汉末终于完成了秦汉宗族社会结构的重建工作,魏晋的九品中正制更使这种宗族把持政权制度化,进而形成士庶天隔的新的士族社会结构。     

寮村的“张公信仰”及其祭祀圈的扩大——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过程中村落文化整合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的农村社会背景,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闽西客家宗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概述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支系,长期以来就为学术界所关注。历史上,客家方言的锻造,客家民俗事象的衍化,客家宗族社会的构建,客家本土文化的形成,客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唐宋时期闽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痕迹。因此,闽西客家宗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在客家研究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通过对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经济的传统属性及其发展演变的探讨,进而分析闽西客家宗族的社会经济功能在其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的作用及其对客家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对认识客家,宣传客家,发扬胸怀天下、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客家精神和既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言传身教、和睦共处,又移风易俗、与时俱进这极富中华民族精髓风范的客家优秀传统,以及广寓远古华夏中原传统文明与融合当今南北现代气息于一体的客家文化,对促进区域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苏维埃时期党对宗族改造的经验及其启示

在苏区,宗族势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乡村中一直存在着.在赣东北苏区,农民往往以族为单位,参加革命或者反对革命.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农民"封建的宗族观念很严重,整村瞒田".即使在中共组织内部也有严重的宗族势力存在.毛泽东就曾指出:"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探讨

主持人:以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来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并进而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7月12日至14日,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南昌,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宗族的治理功能及其现代变迁、宗族及其结构与活动、宗族、派系与村干部的选任以及宗族与民间社会、经济等主题进行。     

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捉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亲族聚居有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类型都有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为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各种物化的和智力的资源,是农村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重要社会条件。但从整体上说,当前农村宗族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低水平的,只要控制住宗族资源的生长,就可以减弱这种转化趋势。     

庄园、教会与宗族——东西方封建社会结构比较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与教会及农村公社是封建制度下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封建社会的中国,村社、门阀,尤其是宋代以后普遍建立健全的宗族构成了封建政权下的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社会结构及组织功能的重大区别。庄园与教会分别担负社会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二者既有总目标下的相互配合,又有具体行动中的相互抗衡。松散的社会结构、分离的组织功能,使得整个社会比较脆弱。在中国,身兼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宗族,在其内部,两种功能相互支持、协调行动,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排他力。宗族自身的稳定,促成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利益关系分化中的意识形态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分化,这个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从贫富差别、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和发展不平衡等多种视角对利益关系分化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与社会利益关系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变迁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研究利益关系变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理学、商业与宗族——祁门韩楚二溪汪氏研究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为当地著姓望族。宋代以降,该宗族理学兴盛,经商风气盛行,乃至形成商贾世家。该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理学名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是官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宣统年间合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表现出来近代新式教育形式,男女平权观念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集中体现了该宗族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及其价值取向--以近代浙江省兰溪县三泉村为个案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特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抱着浓厚兴趣,并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认识.本文即以浙江省兰溪市三泉村这个有着700年历史的宗族村落为个案,通过考察它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结合该村落的发展史和公众组织组建情况,指出是宗族村落共同体化的社会特性,使之在清军与太平军的对阵中采取了以家、村为中心的地域本位主义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乡村社会的传统特性应加以创造性改造,以服务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当代一个小姓移民宗族组织的成因与功能--对江苏省大冈镇X姓宗族组织的个案研究

1949年以前,宗法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宗族势力也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两者处于一种同构状态。1949年以后,我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农民被各个时期的种种准行政性组织予以重组。由此,在广大中国农村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宗法组织被不同程度地予以摧毁或瓦解,宗族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在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农村宗族势力再度抬头,宗族组织活动逐渐呈现出活跃的态势。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论土改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

土改后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出现了分化 ,主要表现为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异现象。我党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及其性质却作出错误的分析与判断 :把中农化趋势视作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 ,把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异等同于两极分化。这种认识偏差影响了党对农村、农民的政策及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

宗族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已是学界共识,但以往研究多把宗族视为基于现实利益而产生的工具,忽视古人关于宗族内在逻辑的言说。本文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宗族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