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晚清邮政网络与地方体系层级——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方信息传递载体难以实现兼容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为置邮传命和裕国便民价值理念的差异.与传统驿传主要服务于政治统治不同,晚清邮政版图的构建是多种因素共同形塑的结果.邮政舆图、 《通邮处所集》《邮政事务总论》等史料具备相对完整精确的细节要素,为复原和重构邮政网络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信息,而邮政机构亦是考察分析地方体系层级理想的中间介质.通过以安徽为中心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邮政局所不可能以均质、 匀速的拓展模式根植于清朝的各个角落,只有那些较早完成传统与现代对接且地方体系层级较高的城镇才会成为首选之地.     

晚明文士的消费文化--以家俱为个案的考察

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的盛行,造成对家俱的大量需求,也带动家俱业的发展与家俱的商品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家俱的需求也会不同,士人与文人就塑造完全不同于高官富人的家俱品味,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标志.尤其对于支撑他们文化支配权的重要象征--书房特别重视,他们尝试在书房家俱上铭刻,将之特殊化与神圣化,来抵抗家俱商品化的潮流.     

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

古人云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祭祀和征战 ,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 :直接的交战 ,决定国家存亡 ;间接的祭祷 ,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祭祀 ,是种古老的仪式行为 ,它的形成 ,与环境的挑战有密切关系。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 ,环境的一切变化 ,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 ,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不论是华夏民族 ,抑或蛮夷狄戎 ,均曾处于对世界无知的蒙昧阶段。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 ,为南北文学的代表 ,两书收集许多祭祀诗歌。祭祀诗除了文学价值以外 ,承载的文化意涵更不容忽视。本文以《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为范围 ,透过祭祀仪式的探索 ,一窥南北文化体现的歧异。     

民国时期北京寺庙、商业与城市民俗生活——以隆福寺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使用隆福寺档案史料,并结合相关实地调查,对民国时期隆福寺内住户、商户进行分析,发现隆福寺街既是住户民俗仪式的重要空间,也是北京城市商业中心。围绕寺庙商户、僧人与市民形成共赢的民俗社会关系网络,寺庙和商业积极融入世俗生活、增加人气,商户借助寺庙的公共空间积累财气和市场。寺庙神圣与世俗生活通过商业途径融汇在一起,使得寺庙本身营造出一种平易近人的宗教神圣和商业繁盛。     

梁勇著《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为例》读后

正自20世纪以来,许多州县档案被陆续发掘,深化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区域社会研究。梁勇的新作《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以下简称《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的代表性著作,对于清代地方政治与移民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巴县档案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民间文献与官修资料,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探讨了清代巴县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勾勒了清代巴县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自身的强烈思考,<东方杂志>对此有大量的报道,以<东方杂志>的报道为中心进行考察,可见在欧战的三个阶段,引起国人的思考各异.而国人此时的思考都不脱爱国二字,欧战引起的国人的思考都是针对中国问题,可将此思考视为国人的爱国三调.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汉学界精英、士绅研究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讨论热烈,成果丰富。近来苏力博士出版的新著《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作为李治安先生主编的十卷本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之一种,以新颖的考察视角,对元代江南地方精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唐宋社会变革和宋元明历史过渡诸国际性汉学议题有关地方精英的研究链条中,《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一书(下简称苏著)起到了上连赵宋下牵朱明的作用,勾连起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进程中一     

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全国普设卫所,至清初方裁改,这一延续了数百年的历虫演变进程,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基层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明清时期蔚州地区在经历蔚州—蔚州卫—蔚县的政区演变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分享与重新配置为讨论的重点,生动呈现了卫所制度兴废与基层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

关中地区以“庙”与“会”为物质载体的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气息,其核心特质表现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具有高度的互嵌性.通过对关中农村庙会的历史性考察和过程性分析发现,互嵌性的民间信仰在“建庙”“过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宗教层面展现人与神的互构,从而实现社区内的资源再整合和价值再生产;另一方面在世俗层面展开入与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庄的社区精英内整合和社会关联正强化.以庙会为中心产生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不断地生产着具有内生性和主体性的地方秩序,从而为地域社会的持续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 ——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由于国家管制放松等原因,元代江南地区的围湖垦田以及由此引发的讼争十分普遍,其司法实践则反映出地方权力关系对元代江南司法秩序的深刻影响.蒙古诸王、 贵族、 官员、 军将以及僧道等权贵势力是元代江南地域社会中的强势力量,他们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往往以权力破坏司法规则,导致法律的失效和司法秩序的异化.以士人、 富民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地域社会的领导者,他们既协助司法运作,又时常有武断乡曲、 把持官府的现象,凸显出地方官府功能的不足以及统治的吃力.不同地方势力在司法运作中的角色,体现了元代江南地区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本身亦是元代江南社会的一个缩影.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康熙帝与社仓建设——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中后期试行社仓的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优先发展常平官仓、社仓制度不够完善等因素外,更和康熙帝关于官员治理地方的思路相关.本文以直隶为中心,探讨了康熙帝对官员“安静而不生事”“恤民”等要求对于推行社仓的影响.     

《湖山胜概》与晚明西湖的艺术风尚

晚明杭州的印刷业十分发达,出现了各式各样与西湖旅游相关的出版品.正是这些图文并茂的旅游导览手册勾起了人们强烈的旅游欲望.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明代万历年间彩色套印孤本《湖山胜概》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对这部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意外地发现了一部同样名为《湖山胜概》的彩色套印本.这究竟只是命名的偶然巧合,抑或两部书之间另有联系?通过对这两部书中诗文内容、插图技巧、作者身份及其他细微线索一一的考证,答案渐渐揭晓.随着这一抽丝剥茧过程的深入,晚明西湖畔艺术生活的画卷也缓缓展现在我们眼前.     

十六世纪官宦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以顾鼎臣的家书与奏疏所述为中心

弘治、正德以降至万历朝前期,是晚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王朝发展的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同时,也产生了明朝人所谓的各种时弊与社会危机,包括赋税积弊、灾荒打击、盐盗猖獗以及倭乱爆发等内容,也有所谓从北虏南倭到东奴西贼的危机变化阶段。这些变化,都与地方民生与家庭生活日常息息相关。昆山顾氏家族中的杰出代表顾鼎臣,由于科举的成功,从家乡北上京城的中枢机构任职,开始了比较漫长的仕宦生涯。在他上呈朝廷的许多奏疏以及寄往昆山的家书,多侧面地呈现出在政治地位攀升的过程中,他与官场关系处理的谨慎态度、家庭生计的安排与家族控制、家庭教育中对读书与养生的重视以及对江南地方社会的关怀与公益事业的热心,进而据此可以更为全面地解读晚明政治史上这位重要人物的具体思想与活动,及其家国情怀。     

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

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