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末藩镇的特点

本文叙述并分析了黄巢起义以后唐末藩镇的情况和特点,认为唐末藩镇有四大特点:1.藩镇首领跋扈多,忠顺少;2.藩镇拥兵自立或依强藩所命为使者多;3.藩镇皆“惟力是赖”;4.诸藩镇皆想争夺天下或争夺一区。这些特点是唐末动荡时代的反映,也是藩镇争霸野心的暴露。     

唐代西北藩镇与地域社会

唐代西北藩镇,又名京西北藩镇,即唐都长安之西北的藩镇集团。唐朝藩镇之肇始即在西北设置的河西节度使,随之自东北至西南沿边又设立了陇右、朔方、安西、北庭等十镇,号“开天十节度”,其中有五大节度置于西北,所谓“精兵猛将,皆聚于西北”,突出体现了唐朝的“关中本位”政策。安史乱后,唐廷被迫调西师内地平叛,以至河西、安西、北庭、陇右等西北大部沦入吐蕃之手,国都长安暴露在异族强敌面前。     

论施闰章仕清的原因及其心态

施闰章在清初诗坛享有盛誉,在官场上也颇有声望。其在清初出仕的原因除了一些普遍性的因素外,作为个体的他出仕的原因还有：一是他在明朝没有官籍,清初出仕没有心理负担与外在舆论压力;二是为了完成自己登仕与家族父辈希望他出人头地的夙愿;三便是考虑到要以俸禄养家。而清初出仕的施闰章,其心态是矛盾复杂的,既感激,又害怕,时时担心大祸临头。做事时谨慎小心。他在清初为官,其内心世界并不愉快,时而萌生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的意念。     

“敦煌进奏院状”并非报纸

中国新闻史上论定，现能看到实物的最古老的报纸当数“敦煌进奏院状”，说它不仅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最近，笔者有机会见到该“进奏院状”的复印件，认真研究后以为，这一论断似有不妥。 进奏院是唐代藩镇在京城设立的办事机构，其作用主要是沟通藩镇与朝廷间的信息，除进奏事宜外，还包括传递朝廷诏令文牒等，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必须经常向派出它的地方负责人报告朝廷的详细动向，特别是藩镇向朝廷请求的事项的办理情况，还负责打听朝廷动静，向各自的藩镇报告，并抄传朝廷“…     

舜家族与季风观测

竺可桢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中说:“中国为季风候区域,冬季风向偏北,夏季风向偏南,季节更始,风信随之转易。……夏季风来自南海,与温暖润湿之气流相携并进,故其来也,雨泽丰沛,以在中国东南部份润湿为尤甚。是以中国居民春耕之早迟,寒衣之御藏,皆以季风之消长是视。”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在史前时代农业就极为发达,特别是东南地区,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便发现有距今近七千年之遥的大量稻种及用于耕作的骨耜。为此,早在史前时期,我国先民就极其重视季风的观测、预报。其中东夷民族中的舜家族,拙见以为就是一个世以观测季风为职守的家族。《左传·昭公八年》载史赵之言曰:“瞽幕至于瞽叟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传说幕为舜祖,瞽为舜父,幕、瞽、舜三人历为史家所称道,本文所谓舜家族即以他们为主。幕的事迹是能听“协风”。《国语·郑语》谓:“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何谓“协风”?古训协风为“和风”、“融风”;丁山先生则曰:“脅之本谊,即象征众来并进,千耦其耘形,脅风,盖利于农耕之风也。”(《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说皆不误,不过笔者     

苏州贝氏:中国唯一富过15代的家族

正这个家族靠什么传承至今?富而不骄,诗书传家,文化通婚。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个名门望族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富过15代,他们的故事和理念再次证明了教育和文化的重要。百年望族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在中国,最常见的家族兴旺和衰落的过程是:上一辈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下一辈老成守业,艰难维持;再下一辈坐吃山空,家道中落。其中,时代变迁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番"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名门望族早已成为"无产阶级",要想在中国找到能够几代财富传承的家族,就更加困难。但是有一个家族,却摆脱了这个"魔咒",并且可能是目前中国唯一富过15代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美籍华人建筑师,1983年普利策克奖得主,被誉为"现代主义建     

唐代河北藩镇与地域社会

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以幽州（卢龙）、成德、魏博三镇为代表的河北藩镇，史称河北三镇或河朔三镇。后又从中分割出横海（沧景）、义武（易定）二镇，但这二镇的割据性远较三镇为弱。河北藩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西邻太行，东至大海，南距黄河，北尽幽燕，“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和经济单元。直至五代时期三镇才被次第消灭，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割据统治，给河北地域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笔谈：唐代藩镇地域社会研究：唐代中原藩镇与地域社会

中晚唐直至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就此问题进行的研究可谓历久不衰,但以往研究者多侧重于藩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对各个藩镇的地域特色则较少提及。本刊认为研究藩镇割据现象必须立足于藩镇本身所处的地缘环境,这样才能从总体上把握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因此本刊邀约了一批国内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试图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源。     

论齐梁时代的艺术审美风尚

南朝时期因朝代更换频繁,帝王出身寒门,使整个社会形成注重个人利益、注重生活享受的时代特征,直接影响士人的出仕目的与享乐心态.而齐梁时代既是南朝社会的缩影,也是我国形式主义诗学成型的关键期.在士无特操、自私为利、享受为欲心态的影响下,该时代形成质文分离、弃质重文的独特审美风尚.因而无论是品藻习惯、美文意识还是审美视角、诗文创作,都呈现出超功利、歌咏日常俗世生活常态之美的艺术唯美特征.     

道教史与宗族史的结合——读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

<正>道教史与家族史的结合,一直是学界感兴趣的话题,但大多局限于中古时期的家族形态,能够延续到宋元以下的个案不多。但历史上确曾有在中古时期家世奉道,又藉由道教信仰而形成近世宗族者,即本书所论松阳叶氏家族。本书名为《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作者吴真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本书为其博士论文的修改版。但据《后记》,作者于2006年完稿博士论文,五年之后的2011年,竟然被浙江师范大学的“学者”给抄袭了,让人震惊!不过因祸得福,作者重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主题,即本书正标题所示,“为神性加注”,从而全面改写了旧稿,推陈出新。     

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

刘济墓的发掘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刘济的“恭顺”只是确认了幽州镇对唐廷的臣属关系,尚未触及到幽州镇以及节度使的基本利益,但其背后包含了贞元时期唐廷和藩镇之间的良性互动;刘济之死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唐廷与幽州之间良好关系的破坏.唐宪宗即位以来,唐廷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归根结底,“河朔故事”才是刘济对唐廷“最务恭顺”的基本前提.     

“西海”探微

本文对先秦至隋代部分典籍中的“西海”进行了考证 ,认为长期以来 ,“西海”一直是被作为泛称来使用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海”所指各不相同 ,即使是在同一时代的史书中 ,“西海”也可能所指各异     

《三字经》里的襄平李姓威震天下

多少代人以来,“三百千”乃是中国小孩们发蒙启智的最基本用书.近年作为国学新重镇的辽宁,传统蒙学读物的普及率也在全国领先. 不过,孩子们在看《百家姓》时,多少有些遗憾:好几百个大姓小姓,咋没有几个姓的郡望在辽宁呢?这个得怨《百家姓》成书的时代.该书粗成于宋初,写书的是钱塘人,那时的东北地区还远远不在著者的视野之内. 那么,中古时期咱辽东地区就是蛮荒一片、人们都没名没姓吗?错!从汉末起,咱辽东就是个出军事干部的地方.从后燕到唐朝,襄平(今辽阳)就走出去一个李姓家族,有将有相,其中的李弼、李檦(音义均同“标”)、李晖、李衍、李宽、李密、李元素、李澄、李泌,都是烜赫一时乃至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的人物.     

试论袁枚的仕途进退观

“舒卷闲云在绛霄,平生出处亦超超”(赵翼《读随园诗题辞》),袁枚出名早,入仕亦早,而隐退更早,“作宦不曾逾十载”(同上),就接连两次辞官;三十七岁,就不复出仕以安享清闲。这在封建士大夫中极为罕见:既不同于“亦官亦隐亦居士”的王维,身在官场,心向佛国;亦异于老说自己“身与时违合退耕”的苏轼,直到贬官海南、老死常州时,仍未真正挂冠退休;甚至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也颇异其趣……。     

《武林旧事》与南宋遗民的文化记忆建构

宋元易代之际，元朝通过开展系列礼制活动宣示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部分生活在南方的亡宋文人受到元朝政治向心力的感召，相继出仕。周密作为拒不出仕的遗民代表，在都城笔记《武林旧事》中，以文物典章为重心建构对故都临安的文化记忆。以笔记存史，其写作动因源自遗民治史风气和家族治史传统，旨在通过强调南宋文物典章，彰显宋朝的正统归属权，重塑遗民的集体认同感。这种对故都文物典章的建构模式，促成了都城笔记发展为寄寓遗民之思的重要文学样式。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重审《武林旧事》,不失为观照故都文学形象塑造方式、抉发都城文学生成机制与发展脉络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日本五山"梦窗派"禅僧绝海中津在明经历浅析

本稿试以中国元末明初的“禅文化”1 对日本同时期的中期“五山文化时代”2 的汉文学即“五山汉文学”的影响为主线 ,以明初渡海至中国的日本禅僧绝海中津 (公元 1 3 3 6— 1 40 5年 )为主要分析对象。日本的中期“五山文化时代”按照一般的历史划分方式的话 ,相当于室町时代 (公元 1 3 3 6— 1 573年 )前期 ,即由武士阶段的足利氏将军家执政的幕府政治时期。当时日本文化所处的现状是 :渡海来日的中国禅僧及去中国的日本禅僧所引入的中国文化占据了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位置。随着元代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兴盛 ,日本汉文学也渐渐圆熟 ,其中 ,起…     

古代日本“家人”的历史考察

古代日本“家人”一词包含了良民与贱民两种身份.作为良民的“家人”最初主要指家族成员,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侍奉平安时代贵族的随从与家臣的称谓.作为贱民的“家人”虽然在律令之外的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但户籍中出现的奴婢一词包含了“家人”和“奴婢”.     

论唐、五代昭义镇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

昭义镇是唐代中原型藩镇之一,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这种特殊性使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初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昭义镇特殊地理环境和种族文化的论述和分析,可以揭示昭义镇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时在唐中央和地方藩镇关系中,在汴晋两大势力间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以及胡汉冲突的种族文化因素对昭义镇的发展和这段时期历史的影响。     

试述汉代家族法对家庭关系的规范

一 家族法的产生,应该追溯到原始的氏族公社时期.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男系或女系大家族内部萌生的"家族法"还属于自发性质的习惯法,当时还没有来自外部约束的成文法.最晚到西周时期,才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家族统治网--宗法制度.陶希圣先生认为:"西周以前没有完整的宗法,封建制度(此指分封制)正盛的西周到春秋时代,也正是宗法的时代,而宗法乃是封建贵族的亲属组织.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瓦解,宗法制度也开始变迁."[1]2因此,自西周至秦汉,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被历史淘汰,但宗法观念和宗法组织并没有随着周代政治躯壳的残破而消亡,而是以一种次生的形态即以家长为本位的家族制度延续下来.     

“直文化”与“隐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

“隐文化”和“直文化”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是父系家族和部落联盟的一对产物。西周、春秋时代是“隐文化”的鼎盛期,与此同时,“直文化”也逐渐发展起来,两者在战国时发生冲突。在此后的封建时代两者逐渐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因。“隐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秩序;“直文化”的价值在于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集权式社会秩序,它们的观念表现分别是礼治和法治。两者殊途同归,共同为中国古代法律从野蛮走向文明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