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现代化的儒家回应:梁漱溟的新儒学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当今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梁漱溟文化模式论及新儒学的现意义

北京大学的特殊文化环境,西方批判、反省现代化的思潮,父亲之死给梁漱溟带来的心理动力和毅力,是梁漱溟实现由佛返儒的文化心路的原因。梁漱溟提出的力图解决文化与现实社会存弊相连问题的文化模式有独创性,它为新儒学在当今的活跃开了一代风气,并赋予了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世界意义。     

儒学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哲学话语方式

梁漱溟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哲学话语方式讲儒学的人。他以"大生命"作为对儒学做哲理阐释的本体论依据,以"直觉"作为儒学做哲理阐释的认识论依据。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就是解构儒家即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保留儒学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他的第一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合群体性原则,强调和谐的理念,希望以此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破产的问题,达到中国社会重建的目的。第二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内在性原则,试图重建"安身立命之地"。他肯定人的生命本性中有自我完善的终极依据,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在梁漱溟的价值观中,由于没有把内在性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十分抽象。他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站在理智的对岸——梁漱溟直觉概念考察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提出了直觉概念,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就是直觉与知性的对立,知性思维、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需要直觉来救治.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他把直觉搁置在理智的对立面,彼此隔绝.与其说梁漱溟提出直觉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偏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

梁漱溟一生致力于反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实现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复兴,文化与哲学构成梁漱溟学术思想的两翼。人们多从文化观的视角来研究梁漱溟的思想,其实,梁漱溟在20世纪早期就系统阐发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的更新、中国哲学的特质等重要问题。梁漱溟的中国哲学观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基础,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梁漱溟的政治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任何政治结构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判断,都有其文化的内容,因而应从文化的角度去全面地分析、考察政治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背景,找出不同民族所适合的政治发展样式。梁漱溟提出的“尊贤尚智”的政治理想诉求、法治与人治相调和的政治权力认知、改良主义的政治价值选择、“纳政治于礼俗”的政治思维取向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再认识

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一生关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被认为是"政治问题",他因不能坐视现实而"舍佛入儒",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并以"建国"为宗旨。根据对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现代中国政治困境的把握,他对自己认同的道路非常自信,这使他一度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重新理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将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比较,认识其特点与局限,对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仍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刍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困境

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而提出的为解决中国民族前途问题的一个具体实践,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充满"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精神的新礼俗社会.梁漱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固然有其复杂的客观原因,但其本身的理论困境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并进而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可以引发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梁漱溟对格龙维民众教育思想的借鉴和超越

梁漱溟是20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其在借鉴19世纪丹麦著名教育家格龙维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本和公民为核心的民众教育原则,确立了以激发民族精神和觉醒民主意识为目标的课程与教学活动,并对教师角色作出精确定义。在实践过程中,梁漱溟受中国本土思想的熏陶,突出礼和价值理性的意义,坚持在文化本位观念下因地制宜地开展教育活动,实现了对格龙维思想的超越。     

与柏格森的比较中看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时代意义

梁漱溟一生都在关注人生和社会两大问题,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样直指生命本身。本文从梁漱溟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核心概念、弘扬的基本精神、产生的不同背景和意义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从而得出梁漱溟的生命哲学的时代意义。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