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的法律思想

辽朝统治者在吸收中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同时 ,又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习惯法 ,并加以改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辽代前期的统治者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法律观念 :庶事草创 ,量轻重决之 ;权宜立法 ,归于重法 ;休战息民 ,详决滞狱 ;因俗而治 ,南北二元。辽朝中期 ,随着辽代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辽代统治者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法律规则 :锐意于治 ,更定法令 ;贵贱平等 ,准法同科 ;宽平法律 ,用刑详慎 ;明礼义 ,正法度 ,德刑并用 ;赏必信 ,罚必当。辽朝后期的统治者对法律的作用有较充分的认识 ,注重发挥法律的“赏功罚过”的功能 ,维护法律的权威 :一方面 ,主张法律要简明易知 ,轻重得宜 ;另一方面 ,又执行轻罪重刑 ,赏罚无章 ,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执政的暴虐与法律的严酷     

试论周公在《康诰》中建立的法制体系

周公之制法，有一套完整的格局，这反映在《康诰》中，即“明德慎罚”的思想。它以“庸庸”、“祗祗”、“威威”三点为关键。其中又以“明德”为主，而“慎罚”的中心是“敬明乃罚”。“慎”是周公法制体系的主导思想。     

包拯经济改革思想刍论

近世学者对包拯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其法制思想和人才思想,本文试图对包拯经济改革思想略加剖析,以就教于识者。思想是社会现实的折射,包拯的经济改革思想是北宋封建经济机制运行失调的客观反映。包拯生活的年代(公元999——1062年),正是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形成之际。其时,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强化中央集权的种种建制日益暴露出其内在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以革命批判精神 还包拯本来面目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笑比黃河清”。当年那些封建統治阶級的御用文人,着墨塑造包拯这位“鉄面无私”的“清官”形象,不能不說是费尽心机的! 我們今天和包拯所处的时代虽然相距已是九百多年,可是,包拯由一位“清官”形象而变为神化了的人物,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还有一些人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极力美化     

"慎刑"新释

“慎刑”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法系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观点中,“慎刑”一直被认为是“宽刑”、“轻刑”或“恤刑”、“仁刑”。通过对＂慎＂的词义及法律实践、影响因子进行考察,可以认为“慎刑”的含义不仅应包括传统观点中的“轻刑”、“宽刑”,也应包括合理的重刑。     

元曲包公戏琐谈

一包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实并无多大的建树。但是在封建国家的官僚机构里,贪赃枉法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包拯身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整个封建官场的滔滔浊流中,却比较的清廉正直,比较的注意民间疾苦,这就特别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好感。据史书记载,早在北宋年代,他已经“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本传》甚至说“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可见他在当时已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这正是包拯由历史人物发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西周初期的"维新"政治思想

西周之初,统治者吸取殷商末年暴政失民,早坠"天命"的教训,对政治法律制度等进行了"维新".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政治法律思想的"维新".周人对天命观的改造,并因此而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纲领,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积极反应,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德政文化"的序幕.     

略论包拯的惩贪思想与实践

包拯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清官。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惩贪倡廉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综观一部《包拯集》,有关惩治贪赃的奏议是比较多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同仁。一、依法治贪、止绝内降包拯生活的仁宗时代,官场贪风日炽,“黩货暴政,十有六七”①。对于这种“赃污发,无日无之”的严重情况,有关官吏不仅不依法处理,反而置若罔闻,“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从而形成了“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②的局面。包拯对此极为不满,同时又十分焦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的吏治…     

《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理性考论

《周礼》将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哲学理念融入司法制度的设计之中,构成了司法制度的合理内核。秋官、路鼓、肺石、三刺、五听、五戒、五禁、五刑、五罚、九棘、嘉石、圜土等司法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先秦时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理念。《周礼》还将儒家的仁爱、慎刑观念融入司法制度的建构之中,形成了多层级的预防犯罪发生的规范体系。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基于仁善之理念设计的慎刑制度。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     

论玄烨“以教化为先”的法律思想

玄烨吸取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维护、巩固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提出“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的治国指导思想。对官吏、百姓包括满清贵族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孝”、“梯”观念和“度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和睦，树立符合统治需要的尊卑等级观念。玄烨为使臣民接受教化，提出“阜民”、“安民”思想并付诸实施，为教化提供物质保障。在注重教化的同时，玄烨也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宜用威者慑之以威，宜用恩者慑之以恩”的统治方法，用法律手段尤其刑罚制裁不接受教化的人，以强制力保证教化得以实现。     

论包拯的用人之道

包拯(公元九九九——一○六二)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六十四岁去世,累官至枢密副使。他处在北宋集权统治危机潜伏、矛盾重重的时期,提出过不少改革政治的主张。就其“用人之道”而论,基本观点和主张,大致如下:一、用人贵在知人包拯认为,通观古今,“治乱之源,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有没有人才呢?包拯说“以四海之广,不患无贤,而患在信用之不至尔”。他针对仁宗皇帝和社会恶习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意见:第一、要推大信于群下,切勿玩弄权术,好疑多禁;第二、不要以“形迹”(仪容相貌)取人。形迹之弊会对有才者因形迹而不敢用,对不才者因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周易·噬嗑》卦的慎刑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周易.噬嗑》卦以刑狱为主题,表达了刑罚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价值,该卦认为刑罚在适用的过程中必须威明并用,秉承中正之道,刚柔相济。《噬嗑》所表达的慎刑思想对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今天的法制建设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论两宋法律思想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由产生而发展,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左右的变化,就中既有彼此的对立论争,也有相互的渗透融合,及至隋、唐,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极富特色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 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尊奉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确立“德主刑辅”为其特征的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使之法典化从而公开主张法律的不平等;提出“以刑弼教”、“不得已用刑”的欺骗说教,掩盖最残暴、最野蛮的刑杀和非刑虐杀;标榜“法天用刑”、“好生之德”和仁、义、惠、慈,以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吕刑》——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刑法文献

《吕刑》载于《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刑法文献,是中国奴隶制法律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封建法律制度有着重大影响。全书共三章二十二项,九百五十二字。虽文字不多,但内容丰赡,体系完整。在经书中,其词句雅古,艰奥难读。它集中地论述西周统治者的“慎刑”思想、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审理制度。《吕刑》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刑法开始走向成熟阶段,是古代刑法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