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全球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这一全球性工程30年来三大里程碑作历史回顾,并对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民间文化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等,作了明确的阐述.     

民间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国家化”实践

近年来,民间文化正以"遗产化"的形式被建构成一种新的人文资源。在"遗产化"进程中地方文化正在向"国家遗产"转变。该现象已引起学界的讨论,其主题集中于民间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但较少涉及遗产的地方属性与"国家化"的实践。从端砚文化个案来讲,国家遗产的身份强化了政府管理与遗产的关系,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遗产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同时,国家遗产的管理与地方社会的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保护理念在地方社会不仅遭遇一定的尴尬,而且难以促成文化持有者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因此,引导文化持有者的广泛参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将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民间组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完善

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间组织在弥补国家保护的不足方面发挥着民间保护的独特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生效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对“第二轮破坏”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应当更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从扩大权利、明确责任和提供救济等三个方面补充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民众立场: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遗产成败的关键

目前许多保护和弘扬中国各民族丰富的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来考虑。广大民众的认同和积极参与之所以是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遗产成败的关键,是由以下原因决定的:首先是由民间文化遗产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其次是由民间文化传承的方式和保护的目标决定的;再次是由当今世界民主化和民族自治发展的趋势决定的。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间组织作用

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使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极其厚重的非物质文化,如何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珍宝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者,是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促进者,是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者。通过有效的管理途径,积极发挥它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独特作用,是保障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传承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关系浅析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独具特色。怎样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基础上,充分利用新疆文化遗产的资源优势,发展文化遗产产业,是新疆文化事业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新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关系,提出促进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门峡传统戏曲的生态环境研究

三门峡地区民间传统戏曲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今天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笔者认为,对这些民间传统戏曲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进行分析,探究能使其良好生存和发展的民间文化生态空间,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也是我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法律思考

河南民间文化遗产蕴藏量极为丰富,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这些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存在失传和消失的危险。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来,在保护与开发中,也存在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完全直接吻合、缺乏权利与利益分配保障机制等问题,如何恰当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值得研究的。     

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自21世纪始进入中文视野,2004年在辽宁地区重新引起社会重视,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消失。虽然保护和抢救的时机稍纵即逝,但是开发利用却可以长久地进行,其中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应注意民间文化遗产有形和无形的结合,开发和保护并重;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管理,同时合理引入旅游市场机制,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自组织理论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耿村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当前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一个热门领域,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于保护主体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问题的探讨都严重不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成为难题。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依此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三条理论假设,并运用耿村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为个案对假设进行了经验验证,力图对当下和今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一些新的探讨与反思。     

加强地方文化中的文化态度层面研究——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

为探讨解决问题之途径,可以将地方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即文化资源层面、文化态度层面和文化实际工作层面。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更需要加强的是处于中间环节的文化态度这个层面,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地方文化遗产中哪些一定要保,以什么形式保,哪些可以不保,哪些不要保,以及对某些地方文化如何赋予新的功能与如何创新等问题。以永定河文化研究为例,同样存在地方文化在保护、传承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离不开加强对其中文化态度层面的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以滇南建水为例

文化遗产是先辈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遗留,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何实现二者的共赢已为很多学人所热议。文章以滇南古城建水为例,以其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辨析;最后结合建水当下的城市发展建设,指出只有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方能实现共赢。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三种趋向

自2003年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践工作已远远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理论研究较为滞后。藉此,论文旨在总结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趋向,展望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点,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提供学理上的思考与建议。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关系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败的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对其加以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但分散的个人能力有限。政府作为民众的代表和社会的管理者，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筹集资金、组织人员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相应的政府部门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主体。政府的重视与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败的关键。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和积极参与也非常重要。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很大,总结他们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念价值不仅是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念、做法,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和利用好扬州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以滇南建水为例

文化遗产是先辈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与遗留,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冲突的事件屡见不鲜,如何实现二者的共赢已为很多学人所热议.文章以滇南古城建水为例,以其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得"与"失",对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了辨析;最后结合建水当下的城市发展建设,指出只有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方能实现共赢.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英译策略研究

全球本土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全球本土化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声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作为本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才能不仅不被淹没在浪潮中，而且能进一步彰显自己应有的地位是一个需要受到重视的问题。着重分析全球本土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译介的影响，对译者在非遗译介时关键性词语和信息的把握与处理提出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周贻白地方戏研究

针对周贻白＂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直接指向的是戏曲舞台上的＂活态＂表演的事实,运用活态传承、地域标志性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周贻白在地方戏研究中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出地方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首先保持其地域性的结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