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顿渐之争”看禅宗在吐蕃的传播及发展趋向

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瑜伽行中观宗自续派和汉地禅宗同时传入吐蕃。二者经历了从和睦共处到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阶段。最终,因为见地和修持方法的差异而引发了一场争论,史称"顿渐之争"。汉地禅宗本是吐蕃佛教的滥觞,但以摩诃衍那为代表的汉地禅宗在"顿渐之争"中失利后,汉地禅宗在吐蕃逐渐销声匿迹,对后期的藏传佛教未造成影响。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17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时代为公元8～10世纪,以密教系造像为主,服饰包括吐蕃化的俗装袍服和菩萨装、佛装,反映了吐蕃佛教传入伊始便具有显著的密教实践色彩和本土化特色,同时受到了中原汉地、印度尼泊尔、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欠缺与造像特征把握的不全面,提出应该用佛教考古学方法对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藏传佛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自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伊始未久,便在信徒中、殊是上层中开始了佛学这一新兴的文化形态的研究;其后东传至中国汉地,信徒日众,又经法显、玄奘等高僧大德的极力推崇、弘扬和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乃在祖国广大汉地迅速传播、开花、结果。与此同时,对是种新兴学科的研究亦盛极开来、经久不衰,逐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在学界已属共识。而佛教之传入我国藏区、尤其西藏地方,藏籍均云是松赞干布生前之五辈,即拉脱多聂赞（佗土度）时期,约当公元5世纪。当时吐蕃地区的部落正处于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隋唐和吐蕃时期是青海丝绸之路及唐蕃古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青海地区由于处于汉藏之间,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 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佛教在藏汉两地初传时期之比较

传入中国的佛教主要分汉地佛教秘藏传佛教两大支。在汉地,东汉时期佛教就已传入,到隋唐以后形成各宗派。在西藏,公元7世纪佛教开始传入,到公元11世纪形成各宗派。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颉颃、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形成了与印度传统佛教迥然不同的新学说、新体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本文就佛教在西藏和汉地的传播作一比较,尚祈学术界指教。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通过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证明某些中原地区的禅宗文献被译成藏文 ,传到了吐蕃 ;有些藏文佛教文献直接译自梵文 ,而非自汉地传入 ,从而推进了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禅宗的研究 ,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传佛教,一是指在藏地形成或经藏地传播发展的佛教;二是指以藏语、藏文传播的佛教。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应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且有两个途径,一为印度,二为汉地,是由印度佛教、汉地大乘佛教、藏区原有的苯教以及藏地的民俗习惯结合而成的。根据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派系和自己独有的特点。     

两汉上郡龟兹属国与陕北地区佛教早期传播

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国对于中国内地佛教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两汉时期上郡设有龟兹属国,陕北地区佛教传入是否与之相关?龟兹国内佛教传播早于中国内地传播。龟兹属国内的龟兹国人也对陕北地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因此,陕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传播必然与之有着密切关系。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藏传佛教和道教

藏传佛教和道教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中印文献都有道教于公元三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记载或神话。佛教传入汉地后 ,和道教相互交融。来华印度僧人们回国后 ,传授融会了道教各种内容的密术。这种密术为印度纯密所摄取。公元 8世纪印度密教传入吐蕃 ,道教内容随之而入 ,并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 ,因此吐蕃上下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 ,只在道教中发现最相似的先例和神学解释。     

藏传佛教“六道轮回”思想论析

自公元七世纪佛教正式从印度和汉地传入吐蕃后 ,经过漫长而又激烈的碰撞与整合 ,形成了藏传佛教并彻底融入藏文化 ,成为影响藏民族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其中“六道轮回”思想在整个藏族社会中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的心理认同 ,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本文拟从“六道轮回”思想的哲学根基入手 ,论析其因果关系及对藏民族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古佛教历史概要

古代或原蒙古人时代虽然从蒙古人来讲接受佛教比较晚 ,但从蒙古地区来讲佛教有着较为久远的传统。佛教在蒙古地区的肇兴由于是在真正的蒙古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之前 ,或是产生于自古生活在蒙古地区的原蒙古人部落时期 ,因而该时期可称为前蒙古时期或是原蒙古部落时期。佛教最初产生于印度 ,后经过中亚、西域 (突厥斯坦 )和中原及西藏等不同方向传入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落 ,特别是突厥、蒙古民族中 ,并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文化、信仰相适应与融合 ,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因而可以将其专门称之为北方蒙古草原佛教。虽然它同属于流传于西亚(Хоман)…     

吕才的因明研究

因明是印度逻辑史上的一个重要体系,也有人称之为“佛家逻辑”.由于佛教很早就在我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所以,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的因明也随同佛教一起传入了我国.因明在我国汉族地区和藏族地区均有相当影响.由于传入时间、所传典籍及延续情况等有所不同,于是有汉传因明及藏传因明的区分.就汉传因明而言,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了.例如,东魏时所译佛典中,“有关因明者,毗目智仙之《回净论》等是也.”①及至唐代,由于玄奘及其弟子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