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时期鲁国家臣制度

家臣制是古代中国私家贵族管理家政事务的职官制度,缘于各国政制传统的不同,至春秋时期形成了内涵有别的区域类型.鲁国家臣制无论是其职官系统模拟公室的体系性,抑或是家臣选官原则及管理制度,均特点鲜明而自成一系.春秋前中期鲁国家臣制虽对传统贵族政治中世族世官制有所突破,然尚存浓厚的宗法性特点.至春秋晚期私家基于集权目的对鲁国家臣制进行革新,无论是从选官原则抑或是管理模式视之,均呈现出前所未有之气象,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论周王室在"礼崩乐坏"中的作用

西周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文化模式的核心。礼崩乐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发轫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期愈演愈烈,终于由礼乐不兴而至礼崩乐坏。在这个过程中,周天子始而开礼崩乐坏先河继而推波助澜,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消极的。     

春秋时期的媵制及其盛行原因

媵制指一个贵族男子娶妻 ,这个妻的侄、娣 (妹 )也随同她一同陪嫁 ,这侄娣随姑、姊同嫁一夫的婚俗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和士大夫中相当盛行 ,对春秋时期的政治联盟、社会稳定和婚姻外交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盛行 ,不仅与史前文化的遗存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继承制有关 ,而且与春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的尚贤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内都发生了明显的深刻的变化。尚贤的选官制度逐步代替世族世官制度,就是这一时期在思想领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大变革。 西周政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封诸侯、建藩卫。这是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世族世官制度。从王到诸侯、卿大夫、土之间的关系,既是政治关系,又是血缘关系。这些人无论智力高下,能力大小,品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拉祜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职官制度。最初是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古老的"卡些卡列"职官制度。其在组织与家庭结构关系上与拉祜族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虽然已显现出某些社会政治功能,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官体制,管理机构也不完备,属于原始民主管理制度。当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在拉祜族地区确立后,"卡些卡列"制度被纳入土司统治下的职官制度体系之中。而随着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与保甲制度的建立,拉祜族的传统职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春秋时期鲁国政治联姻及其社会影响

春秋时期,恪守"同姓不婚"和"诸侯国内部不婚"的原则,异姓诸侯国之间为了赢得战争、扩大疆土、争得霸权和相互结盟的需要而互相通婚,使婚姻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鲁国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其政治婚姻具有鲜明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乃至整个周王朝的政局。     

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

职官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由简到繁,逐步完善的。关于西周的职官制度,从汉代以来的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但大都偏于职官的名称和职掌的考证,而对它的演变,论述不多。有感于此,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中央官制的演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西周“畴学”述略

“畴学”是西周世禄世官的政治制度、学术官守的学术管理制度及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本文探讨了畴学这一颇具特色的教育形式 ,认为畴学具备专科教育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可视为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萌芽。畴学不仅为西周中高级技艺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保存做出重要贡献 ,对春秋以后专科教育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宋文宪公全集》(四库备要本)目录正误

<宋文宪公全集>(四库备要本)的卷二、卷三、卷六目录上存在比较多的错误.一是目录的顺序有误,卷三放在了卷六之后、卷七之前;二是目录与书中标题不一致;三是卷二、卷三、卷六中的篇目互相混乱.出错的原因可能是社会动乱以及竞争赶工所致.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程氏杂说》佚文考说

《程氏杂说》当为十卷,此书曾为宋人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征引。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引《程氏杂说》佚文凡十七条,其中可与刘绚《春秋传》佚文相较者有四条,而此四条文辞几乎完全相同,这充分证实了李明复所言“今世传《程氏杂说》首卷所载皆绚传”确非虚言。由于《程氏杂说》首卷所载《春秋》经解在当时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程解”,而此首卷又恰止于闵公二年,僖公以后全无经说。这可能正是导致程颐《春秋传》止于闵公这一误说产生的原因。《程氏杂说》佚文对程颐《春秋传》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广其义,二是补其未及。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西周王朝的国土结构及其特点

西周王朝的国土应包括成周王畿所在、周天子直辖的“中国”、在西周王朝军事征服基础上通过分批封建开拓出的四土、四国及其以外的部分多方之地。同以往相比 ,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日渐呈现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完整性、政治地理格局的相对稳定性、国土结构的多层次性等颇为鲜明的时代性特点。总之 ,西周王朝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下 ,地方相对分权的统一的主权国家     

李昉事迹补辨

李昉身经五代乱世,出仕四朝,曾三入翰林,两拜宰辅,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其事迹详载于《宋史》卷二六五的《李昉传》,但对其何年中进士语焉不详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清人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卷七五《孟宾于传》主张后晋天福中(936年—944年),同书卷一○八《李恽传》又说为后汉乾祐初(948年—950年)。张兴武先生认为是后晋开运元年(944年)。笔者认为李昉中进士时间应为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即乙酉科考为宜,同榜进士者有名臣王缚,李恽,及李昉好友邓洵美、孟宾于等。其二,李昉对后周旧主颇有君臣之义,对赵宋王朝有一个较长的接纳过程,这也导致他在宋初仕途上颇受颠簸之苦。《宋史·李昉传》只笼统的说:"宋初,加中书舍人。"给人以太祖对李昉一直十分重视的错觉,应予以辨析。     

周索、戎索与周初分封

“商奄之民”与殷人同为商人后裔 ,故鲁、卫“皆启以商政” ;商、周均为农业民族 ,故鲁、卫“疆以周索”。夏人处于游牧阶段 ,其生产生活方式适用于戎狄部族 ,故晋国“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齐太公望初封时也“因其俗 ,简其礼”。顺应原住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施政 ,是周王室为新封诸侯制定的共同原则。周初分封是周人对异姓部族邦国原住居民进行直接统治的初次尝试 ,由此引起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上述原则是周初分封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