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与天职：韦伯思想略谈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的内容,认为韦伯对待学术和政治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学术上,韦伯坚持的是＂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政治上,韦伯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激情的政治精神。在对待不同侧面的职业上,韦伯希望兼顾＂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梁启超对待职业的＂敬＂和＂乐＂的态度与韦伯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商人与儒学——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山寨＂最早出现在IT行业,是民间对某些知名品牌的低成本仿制。有人认为它只是简单的模仿,有人则肯定其中包含的创新成份。无论人们对待山寨文化处于何种态度,它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流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关于山寨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三老四严”处理危机

而今的企业在处理危机公关时,是否该将＂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标语继续挂在案头自勉.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作为思维转向的后现代主义及其评价

后现代主义固然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研究,然而,由于后现代哲学流派纷呈,观点各异,故很难寻找其内在的逻辑线索。若将后现代哲学定位于＂哲学思维之转向＂似乎更容易勾勒出其逻辑线条,且后现代哲学思维转向所凸显的诸特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后现代,我们须持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对待之。     

胡适的国学研究

胡适是晚近中国＂西学＂的代表人物,曾＂暴得大名＂,又毁誉参半,其＂全盘西化论＂的观点曾受到保守人士的指责。他对待国学既持有批判的态度,也有建设性的主张,在批判的同时又有继承。他能打破固有的治学经验,引入科学的方法,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整理国故。反对盲目的全盘否定,也反对一叶障目式的盲目的歌颂,而是重新估定价值。在传统文化整理和研究方面,耐得住寂寞,脚踏实地地做一番整理、爬梳的功夫,扩大了国学的研究范围,对文化的传承和学术积累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对待国学的态度、原则、方法等方面值得后人借鉴与深思。     

论傩及丧葬祭仪的实质

灵魂不死观念的形成,改变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认为死亡不仅是可见的形体的变化,而且是某种不可见的事物的隐遁消失。这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改变,只是灵魂的转移和形象的变迁转化。因此,对待死者的态度,主要是对待死者灵魂的态度。 人们对待死者灵魂的态度,既有爱恋敬诚,又有反感恐惧,既祈之,又惧之,既亲之,又恶之,这就是鬼魂观念的两重性在生者与死者之间构成的极其复杂的情感迁移和行为转换,傩,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因此,对傩与丧葬祭仪的探讨,     

桂萼的经世思想与政治实践

桂萼是嘉靖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大礼议”事件的影响,历史上对桂萼的评价与其事功并不相称。桂萼一生事功以“为学为政,为德为民”为核心,其思想精华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君德、吏治、民生、财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对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民本等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可贵的是桂萼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积极的政治实践,对嘉靖朝革新及明后期改革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桂萼可以说是明中后期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岂不怀匡济,天运当何如”──论天然禅师的安攘匡济情怀与通脱的应世方式

清初岭南佛门领袖天然禅师,年轻时抱有强烈的报国安民的情怀。虽然在明亡之前即已剃度,但安攘济世之心并未泯灭。甲申、乙酉之后,身为僧人的他,并未真正弃绝世事。他的一些行为仍与变乱的时局密切相关。其后,他在诗歌中不断地抒写着故国丘墟之感。其沧海桑田之作俨然前明遗民。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拒绝与新朝官员的交接。甚至其诗歌中还有一些肯定新朝官员的作品。可以看出天然禅师在应世方式上是相当通脱的。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论党项羌人王翰及其诗歌创作

王翰,元代河西诗人,党项羌族。他出生于将军世家,少袭官职,青年之时即有能名,后留居全闽守将陈友定幕府。陈友定为朱元璋所灭后,王翰不愿臣服明朝,遂隐居于福建永福的观猎山,教子、赋诗十余年,创作大量诗歌,首首都值得吟咏诵读。在被明朝查知行踪、强征其入朝时,以自刎之举表达了自己不事二主的决心,体现了一个羌族人的刚直与守义。本文对王翰的身世与诗歌作了考证与分析。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毛文龙的抗金斗争对朝鲜政治社会的影响

毛文龙在辽东地区开展抗金斗争期间,举旗招募辽民,扩充武装队伍,不断袭扰后金属地,离间朝鲜与后金的关系,与明朝形成"犄角之势",使后金政权"不能无东顾之虞",为延缓后金军的西进,立下悍马功劳,"其功亦不浅"。但是,随着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日益变得骄横跋扈,其行为不仅影响了明朝政府的军事战略,而且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国防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成为朝鲜之"深患"。其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监督朝鲜,迫使朝鲜政府改变保持中立的"两端"外交政策;二是直接干预朝鲜内政,勒索军需物资,侵掠乡闾,扰乱朝鲜的社会经济秩序;三是专制朝鲜政府,欺瞒"天朝",为其歌功颂德;四是引燃战火,殃及朝鲜,致使朝鲜政府丧权辱国,朝鲜人民遭受战争的灾难。     

“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考

赵成庆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监察官,一生为官历经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惠宗六位皇帝,由正九品累官至御史中丞。"兵部尚书赵公成庆之墓"碑以及文献记载,其为官刚正,激浊扬清,不仅兼任过通奉大夫、资善大夫,并在至正年间任御史中丞兼兵部尚书等职,其对于元代中后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后代至少十余人在明清两朝于多地担任要职,施政于地方,可谓功勋世家。     

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

权近作为丽末鲜初的性理学巨擘,受《春秋》尊周思想和华夷观念影响很深。因为理学思想格外重视“三纲”,而其中君臣关系尤为关键。他认为以“中国”为正统,接受其册封,奉中国之正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宗藩观念和事大服从思想,在权近的《奉使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权近在使途中所写的诗篇,很多都表达出这种尊周崇明的思想观念及“如今四海为一家。迩遐同体”共享“太平盛世”的喜悦。这种主题在权近的使行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比例也较大。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他奉命出使明朝京师基本的思想原则、主导理念以及其纪行文学创作主题的选择准绳,都遵循了尊明事大、崇慕华夏文明这一基本基调。     

陈毅参谋工作理论之研究

陈毅元帅在长期的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军队参谋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军队参谋工作的新观点新思路新理论,诸如参谋工作是新四军军事建设的重心,对参谋人员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性格、心理等方面的独特性要求,参谋人员的工作原则与方法,参谋人员的培养等,其既为人民军队的参谋工作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们留下宝贵的革命传统和精神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