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儒林外史》为“儒林”、“写实”小说——兼及鲁迅“讽刺之书”说的思考

《儒林外史》在题材上是一部写明代以及清代的“儒林小说”,它源于史家“实录”精神的高度“写实”的文学成就,虽使其有“足称讽刺之书”之誉,但“讽刺”仅其“写实”效果的一面,又系读者“受性”自得,而非作者有意为之.《儒林外史》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写实”,而非“讽刺”.《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优秀、最纯粹的“儒林”题材“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论鲁迅的杂文艺术观

杂文应列为文学“正宗”说诚如鲁迅所说,杂文是“古已有之”的。然而使得杂文作家颇为灰心的是,这“古已有之”的杂文却从来没有被列入文学“正宗”的地位。到了近代,杂文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杂文概念也与前大不相同,举凡杂感、小品、短论、随笔、札记、随感录,乃至通信、日记等,就都是杂文作家乐于驾驭的样式。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尚属草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指的正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常见的随感录、短论等,也就是后来被一总称之为杂文的那一种文体。发展到三十年代,杂文更是兴一时之盛,至于有了“杂感年”,“小品年”之说,     

论雷努的边区长篇小说

五十年代中期，印地语小说界兴起了“边区小说”①流派，帕尼什瓦尔·雷努②是该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两部长篇边区小说（１９５４年出版的《肮脏的裙据》和１９５７年出版的《荒土地的故事》）风格独特，极富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在印度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部小说愈益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本文试图对它们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作家在《肮脏的裙裾》（以下简称《裙据》）的序中说：“这里面有鲜花也有荆棘，有红粉也有尘埃，有檀香也有污秽，有美也有丑……我不能回避其中任何一个。”③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荒土地的故事》…     

近五十年来和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和亲亦称“和蕃”,自汉迄清,至少有150余次。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和亲”之后,历代正史几乎都留下了珍贵的和亲史料,许多史家对和亲也作过比较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唐宋以降,有的“会要”或“类书”为和亲列了专条,如《唐会要》列有“和蕃”条,《册府元龟·外臣部》列有“和亲”条。本世纪20～30年代,王桐龄曾撰《汉唐之和亲政策》,邝平章撰《唐代和亲公主考》,对和亲做了不少有益探讨。近50年来,和亲成     

艾芜沙汀异同论

1 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艾芜、沙汀这两位同乡好友,同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坛被称为“双星联辉”的作家。笔下却呈现迥异的人物形象系列。艾芜“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熟悉艾芜前期小说的人不难发现,在艾芜笔下,这类人物构成了一个触目的人物形象系列。举大家熟知的来说:生活在一群“盗贼”之中,干着挺而走险的偷盗勾当却浑身散发出青春美的原始野性美的“野猫子”(《山峡中》);个子矮小,身体羸弱却顽强地在这个岩石一样的社会里寻找裂缝获得生存权力的老三(《偷马贼》);贩卖鸦片却是“天字第一号的诚实人”的陈老头(《私烟贩子》);看“世间只有老肥和穷光蛋。是老肥,老子就要拔他一根牛毛”的     

艺术对象的地域化——一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

<正>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小说品类——京味小说。它是近年来日益兴起的“北京文化热”这一独特的背景下发韧、繁盛并渐致蔚为大观的。其实,“京味小说”并非始于今日,如果追根溯源,老舍的小说当是“京味小说”的滥觞。早在20年代后半,老舍便以他充满北京地域生活风貌的风俗画般的作品,开创出这一独特的文学品类。然而,“京味小说”这一概念的产生,则是在80年代初期了。那时,北京文坛上的一批作家,宗承师法老     

余华创作真正转型及其成败得失的思考

余华小说从19世纪80年代的“呼喊”到90年代的“应答”的变化,从主体根源的角度看,并不具有真正的“转型”意义,因为它们都是源于作家主体生命内在强劲驱动力的创作,都避免或掩盖了因思想力不足带来的问题。而近期的《兄弟》才是挑战作家精神思想底蕴,具有真正的转型意义的创作。《兄弟》因为“正面强攻”的错位、以亲情救赎堕落的思想的幼稚等消解了其新探索的意义,这一转型的不成功,暴露出作家精神资源不够厚实等问题。     

“纪元”与“开篇”——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语言学分析

“诗的白话化”导致了诗体的解放 ,也导致了诗歌在精神内涵上的实质性变革 ,《关不住了》正是在现代白话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方式两个方面确定了新诗的基本原则从而具有“纪元”性。《狂人日记》是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现代小说 ,它的“开篇”性在于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白话”与“现代思想”这两大原则。《祝福》的悲剧意义和现代性是通过新语言体系进行新的言说和表述而表现出来的     

评保罗·肯尼迪的《展望21世纪》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或许是80年代末期出版的、国际事务领域最值得注意的著作。这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家和战略史家的宏篇巨著,也是被某些评论家称之为“衰落”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此书以大量事实向人们表明,美国正在走一个世纪前英国所走的那一段下坡路。而今,数年之后,保罗·肯尼迪又拿出另一部著作《展望21世纪》(美国兰多姆出版     

让现实体验插上神话的翅膀——莫言《罪过》的魔幻叙事及其与鲁迅文学的互文性分析

《罪过》具有莫言文学的风格,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杰作。它有莫言小说魔幻叙事的基本特点,也呈现出20世纪80年代莫言先锋探索的文学精神。作为一篇先锋小说,在文体方面,《罪过》既有寓言性、象征性,也具有写实性。它以儿童视角将现实的乡村体验转换成神话故事,使小说和世界都生起一种神秘的烟雾,从而打破了以往机械写实的狭窄套路,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虽然以动荡年代为背景,作品却没有进行政治学思考,而是“向内”审视,聚焦于人性,在人性的黑洞里掘进、摸索。这种对人性的审视,又与鲁迅的文学存在着互文性。鲁迅笔下的“看客“”恶童”以及“人生如戏”的悲凉感也在《罪过》中出现。     

再论《百合花》

一代名文《百合花》的独特风格并非如茅盾先生所评价的是“清新俊逸”,它更主要的还体现出作者茹志鹃“深沉悲悯”的精神风貌。同时,《百合花》也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颂歌”。它传达了人类感情美好的爱欲。在艺术上,《百合花》是一篇象征写意结构的小说,这不仅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独出一格,而且也与20世纪世界现代小说相类同。     

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首次发表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材料,《手稿》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竟然把这样一份仍然是片断状态的、没有最后完成的手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主要关节点”,“马克思的中心著作”,“给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起源和本来的真正含义,提供了完全新的基础”。根据他们对《手稿》的研究,发现青年马克思是最     

《晚清:小说理论近代化的历程》卷端赘言

“小说”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庄子》。其《外物》篇云:饰小说以于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和现在所说的小说,并不完全一样。这里的“小说”,指的是无关宏旨的琐屑言谈。和《庄子》一书大致同时的先秦典籍中,有一些说法,虽未迳言“小说”一词,而其所指实际上也是这里的“小说”。《论语·子张》所载往往被当作孔子所说而实为子张所说的一段话,即为一例: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历来的研究者认为,子张所谓“虽小道……”云云,指的就是医十农圃一类琐言屑语,和《庄子·外物》所谓“小说”同类。不过先秦典籍所说“小说”,虽不同于现在所说的小说,却包括有诸如神话传说、寓言故     

简析莎菲女士典型形象的时代特征

现代著名作家丁玲早期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末,发表在1928年2月《小说月报》第19卷2号上。它一问世,犹如“抛下了一颗炸弹”,“震惊了一代文艺界”。对于这篇小说的评价,主要是莎菲这一形象,60多年来,毁誉褒贬,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对作家笔下的莎菲形象,及这一形象所联系的时代作以简略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反映的是20年代中期,即“五四”退潮至“大革命”前夜这段时期的社会一角。作家提笔塑造这一形象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不久、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种种复杂的矛盾之时。时代的危机感,社会的重压感,“五四”以来一度得到的自     

郭鹤年的香格里拉

在一部英国人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块永恒、和平、宁静的圣土。 从此。“香格里拉”成为西方世界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这后来被《不列颠文学家辞典》认为是该小说最主要的功绩之一。     

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一九八○年国庆节创刊的《浙江书讯》第一期刊载了一篇《郁达夫小传》,对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他晚年在海外的爱国活动,直至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也认为是“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文中说郁达夫在三十年代中期“隐居杭州”时所写的作品都“比较灰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浏览过郁氏这段期间的作品,并不认为他那时真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他于一九三三年由沪迁杭,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杭州》一文确写了这样的词句:“我们来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     

《围城》叙事的修辞品格——通感和象征

“通感”和“象征”是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语言特色。作者通过对这两种修辞品格的运用,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小说人物的整体生存境遇,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     

评《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一书既是今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传记,又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记录。该书从费孝通年轻时在苏州的经历起,一直写到他在1957年由于倡导社会学的重新制度化而被剥夺了其颇有影响的地位。书中追溯了这一“热情奔放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不问政治但颇有进取心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也被卷入中国的政治。五十年代,费孝通成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斗士,并使自己成了不受政府宠爱的人。通过分析费孝通在上述不同时期的作品,阿库什评述了费的社会学思想,     

正确坚持“两种生产”的原理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简称《起源》)一书,列宁早就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①但是,就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关于“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这两种生产是历史中决定性因素的论断,却从三十年代以来,即被苏联哲学界的一些人指责为历史二元论。1955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还公然注明:“恩格斯在这里将种族蕃衍和生活资料同等当作决定社会及社会制度发展的原因来看…     

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

作为当代西部小说第一时期的代表,《创业史》以其宏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获得了恒久的魅力。然而,小说“史诗性”追求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和认同,也反映出西部小说在1950—1960年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留下的缺憾。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家心理、作品的审美取向等多方面着眼,可以发现西部小说家们在建国以后意欲抢占文坛“制高点”的冲动,揭示出柳青等作家既从“革命”中获得了作为历史主人的喜悦,同时也使“革命”逐渐地内化为他们生活、思维、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可以破解和阐释中国文艺政策对这一时期农民型作家和城市型作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以及由此而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