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共工形象演变考

在先秦两汉时期,共工的形象呈现出逐渐变坏的发展历程,由最初有褒有贬的中性形象,逐渐演变成一个无道、不仁、不义的反动者,再渐变为集反动性与破坏性于一身的恶神。共工的身份,由最初尧的臣子,逐渐演变为品性恶劣的早期部落首领,再转变为神话中怒撞不周山、破坏天体秩序的天神。共工形象逐渐变坏的原因,主要是受古代成王败寇历史观的影响所致。     

论两汉时期的历史教育

我国古代历史教育经过先秦时期的初步发展 ,到两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史教育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历史教育的资政性、劝诫性以及知识性传授等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窗口和平台,是国家的无形资产.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古代的辉光闪耀、近代的没落—抗争交织、现代的振奋重构之上升—沉沦—回升的历史变迁过程.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则呈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敢当责任与和平、发展、合作的特征.中国应吸取构建国家形象的教训,客观地评价与分析当前的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提升文化软实力,深化社会改革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等途径,以期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形象.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两汉“都吏”“督邮”考

两汉时期,都吏与督邮都是郡守的属吏,二者在存在形式和实际职能上都极其相似。二者关系并不是传统说法中的督邮即都吏,而是两个不同的职官。都吏并不是一泛称,而是一职官名,它与督邮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这段时期里作为郡守的属吏曾是并存的,但进入东汉以后,逐渐被督邮所取代。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两汉“通人”观源流考辨

“通人”一词最早见于先秦时期,降及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人”群体崛起并成为这一时期士阶层的重要代表,对士风、文风的转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考察两汉“通人”内涵的流变,可以发现西汉时期“通人”的内涵比较驳杂,其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道家、杂家,还未进入一个系统整合的状态.两汉之际,博通古今,打破流俗,挣脱神学羁绊的新的“通人”观已呼之欲出,延至东汉,这一新的“通人”意识得到加强并进一步深化,“通人”已成为士林中品评人物高下的一个重要语汇,愈来愈走向和儒生的对立,进而演绎为汉季的“清通”之风,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

文协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一个与国民政府及其官方机构联系密切的文化团体,到一个以左翼进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团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关联着文艺作家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     

论东汉之前湖南的人物状况

东汉之前的二千多年中 ,见于记载的湖南人物仅有寥寥的八人 ,且其中的多数是不可信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东汉之前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     

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孔子观周考辨

“观周”是孔子早年的重要经历。作为先秦儒学旧案,一直聚讼纷纭,至少有三种版本:《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认为是青年孔子的第一次远行,目的是问礼老聃;《庄子》后学认为孔子问道于老子,时间在孔子五十一岁以后,地点在南方沛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孔子观周与作《春秋》有关,时间应是孔子晚年。此外还有《严氏春秋》记孔子与左丘明“观周”的说法。由出土文献透视“观周”事件可见战国晚期儒道思想之间的互融互证。孔子早年生平资料的阙失导致后人对“观周”传说理解的歧异。     

论东周秦汉岭南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意识

利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复原东周秦汉时期岭南与海外和中原内地进行物资交换的历史实际,表明当时岭南人已具浓烈的商业意识;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又与接受当时中原内地的文化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信其人

作为秦末汉初“关系天下存亡”的历史人物之一,淮阴侯韩信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历史学者对其也有很多评说。韩信其人,尚有几点值得关注:他应是读书人出身,其早年就立下了封王封侯的志向;他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智慧,但可惜的是他性格上的缺陷局限了他政治谋略的发挥;韩信身上有若干游侠行为的影子;最后,要全面看待韩信还要对他的天命观有所认识。     

东周玉器的审美特征

东周玉器造型日渐精致化，以龙凤为主，复合造型和金玉组合大量出现，变化中求统一，对称中见和谐。纹饰方面，由阴线平面刻发展至阴线刻兼浮雕和减地突雕等，雕琢技法的进步增加了玉器的表现力，使玉器光泽秀美。春秋时期的纹饰多蟠虺纹、勾云纹、卧蚕纹等，仍多是出自神化的幻想动物，战国时谷纹、蒲纹出现，纹饰风格也渐趋图案化和装饰化。佩玉人格化成为新的风范。     

周代历史理性崛起的文化前提

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的崛起发端于周代。历史理性之所以在周代崛起,除了统治者提倡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文化因素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神道设教":在周代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神道设教"除了向世人灌输的迷信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大量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列入祀谱,以推行教化,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理性。二是周人对典策的高度重视:周代典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政治管理经验,它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凡重大事件,统治者必定向历史典策中寻找依据。典策在当作行政运作的依据的同时同样培养着周人的历史理性。     

个人形象与组织形象的辩证关系

个人形象与组织形象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个人形象是构成组织形象的基本要素 ,对组织形象的塑造功能主要体现在领导者、公关工作人员和组织其他成员三个方面。组织形象对个人形象的塑造也具有重要作用 ,是完善个人形象的保障。弄清二者的辩证关系 ,对于塑造个人形象和组织形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