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昆明池的功用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疏凿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昆明池,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以打通西南通道、迎战当时的滇国和南越而修凿的。在汉唐盛世,昆明池一直承担着训练水兵、供给都城用水即航运的实际功用,同时也是皇室贵族、文人墨客游赏的胜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蕴含着相当丰厚的文化内涵,并成为词人骚客缅怀盛世、感慨古今的重要载体。     

汉唐吐鲁番屯田与高昌文化重镇的形成

从汉至唐,吐鲁番地区在中原王朝屯垦戍边策略的基础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频繁,人口众多,中原文化逐渐在高昌地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汉唐时期西域的文化重镇和东西文化的传播中枢。     

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到了大众教育的时代,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科通识教育之基础,必然需要对其知识系统和功能价值进行新的认定。文章对"文学"的概念进行反思,运用比较文化视野来观照文化的多样性,也呈现出多样性表述对文学生态的形成发展与互动共生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也引出与之相关当代社会文学生态的诸多话题,甚至为一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打通提供新思维和新理念。     

汉唐间狮子入贡与狮文化

中国不产狮子,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获得域外贡献的狮子。狮子传入中国,主要作为奇兽供观赏之用。狮子传入中国之前,狮形艺术品已经传入中国。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国家不断有狮子入贡中国。狮子异于其他野兽的形象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因而创作出各种不同的狮子造型的艺术形式,狮子意象融入了印度、波斯和中土等多元文化元素,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二之辩与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

晚明三教合一达到顶峰,方以智亦预其流.他利用一和二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个圆融的体系,三教皆含摄于其下.方以智认为,"二非定二,二本是一;一不住一,一即是二",一二之间圆融无碍.儒家的"一以贯之",佛家的"三谛",道家的"无知知"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三家是相通的.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

文化的文学表达与文学的文化呈现是文学与文化在当下历史语境中构成的一种新的表意镜像关系.作为泛审美主义的一种表征,文化的文学表达意味着文化在技术层面显现为一种审美形式,在精神层面日益生成为一种以非功利性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感性存在.文学的文化呈现则指涉着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的重新历史化特征,它意味着文学实现了从纯粹审美自律存在向社会性与文化性存在的转型,重构了文学的文化身份与历史之维.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地表达着文本语境理论的意义诉求.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研究

渼陂是唐代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渼陂以其秀美的景观吸引着一大批文人士子前来观光游览,而历代文人士子则在渼陂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篇章。在陕西省政府大力开发渼陂旅游文化景区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唐代渼陂文学作品作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并试图以上述文本为基础,勾勒出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思想脉络。本文主要运用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史学研究方法,尽量站在古人的处境分析文本中蕴藏的思想内容;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还试图将渼陂文学作品和渼陂的时代兴衰、唐代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最终抽绎出一条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发展轨迹。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论《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

通过对《河岳英灵集）中体现的文学思想的考察，探究盛唐文学繁荣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河岳英灵集》所涉及的文学风格、思想内容、文学形式和情景交融等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殷瑶评判诗歌“雅奇”并重，“兴象”“声律”与“风骨”并举，具有开放性特征，在盛唐时代具有代表性。这种感性而客观、开放的审美趋向反映了唐人开放和宽容的时代精神，是诗歌在盛唐形成高峰的内在动力。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唐代贬谪诗文的佛教思想初探

针对贬谪文学研究越来越被重视,但贬谪诗文中的宗教思想问题却经常被忽略的这一问题,拟以贬谪文人创作的文本为依据,分析贬谪诗人的贬谪诗文中所含有的佛教思想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其他诗文的不同特点等进行比较。从而通过对贬谪诗文中佛教思想的研究,推进贬谪文学研究的深入。     

汉唐舞曲乐府诗探析

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舞曲歌辞兼具表演艺术、歌辞文学的双重属性。考察汉唐之际舞歌的表演、流传，发现其于舞曲本事、叙述内容、主题思想、舞蹈形象、演艺情况等方面，对当时及后代文坛都产生了独特影响。     

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

依据文献史料,分析了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间的关系、谶纬对汉代都城文化的影响。分析认为,西汉末士人欲以迁都解＂更命＂之危机,王莽欲迁都以应谶纬;光武修旧都以证其承＂尧后火德＂之正统,却导致了人们的迁都之念;明帝时人们怀疑都洛不应天命,于是迁都之议再起;董卓以图谶为由迁都长安,曹操迎天子于许昌,曹丕应图谶而代汉。分析还认为,迁都思潮往往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往往与权力之争和政权变迁密切相关;受谶纬天命思想影响,都城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域的代称,往往成为天命的象征。     

汉唐间河洛地区的农业开发

汉唐间河洛地区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的发达地区之一 ,其农业经济颇具特色 ,而这一切则完全得益于先民们对该地区的农业开发。河洛地区的平原地区、山地丘陵地区、陂湖地区的农业开发 ,以及因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种植特色     

汉赋模式影响唐诗考论

两汉文坛摹拟之风甚盛,赋体文学尤为突出,由此形成了许多描写模式,而描写模式又与修辞模式密不可分,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描写模式在音乐题材与田猎题材中较为突出,修辞模式则以比喻和夸张较为典型。唐代诗人对汉赋模式的袭承,重在创作手法的吸收,而不是字句上的亦步亦趋,字摹句仿,袭承中同样有着新变。将汉赋的文学模式运用于诗歌中,体现了唐代诗人的创新精神。文学模式由汉赋到唐诗的体现,对唐诗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整个文学的发展流变亦具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