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近代官民对工商同业公会的认知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政府及民间的共同推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官民也存在一定共识。但由于所持立场不同,在若干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或者疏离的情况。经过双方博弈互动,有些问题得到解决,而有些则成为同业公会发展中的窒碍。由官民对于同业公会之认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动上的趋同与差异,则明显影响到同业公会的发展道路。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文章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民国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济南商人组织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学术含量较高的专业文章还比较鲜见,其中对同业公会这一商人组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通过对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将有助于总结既往、找到不足。总体看来,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史料解读、研究主题等方面着力突破。     

论民国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与运作机制——以济南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以发展时段而论,组织机构经历了会董制、委员制、会长制和理事制等几种形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逐渐形成了入会、经费管理、选举、任期、议事和调控等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但由于受经济发展及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济南同业公会在实际运作中还暴露出诸多弊端。     

民国上海同业公会处罚制度及其施行机制

近代上海同业组织经历了传统会所的"共同体化"阶段、同业公会"社会化"普遍发展阶段和"国家化"整合规范阶段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各有不同,情、理、法是三个阶段同业组织处罚制度及其机制内蕴的主要特征.作为同业组织,在组织正规化的同时,一方面政府授权及规范在不断进行,另一方面其自主式的处罚制约力出现了衰退趋向.     

政府、商会、同业公会关系研究——以1906—1937年江西南昌为例

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以后,商务总会及各商会在各省纷纷成立。其后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以文本形式明确了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权属。不同时期法规文本内容不同,体现了政府与商会、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关系的不同。     

保定商会、同业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探析(1928—1937)

1928年之前,国民政府在保定商界没有组织基础。北伐之后,国民政府为完成对保定商会、同业公会的组织、改组,当局充分借助于保定商会来施加影响,保定商会充分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保定同业公会是保定商会的基层组织,两者密不可分;当局通过完善立法,给予保定商会、同业公会制度性空间,保证了其独立性、自主性的的空间。     

成都市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管理(1929-1949)

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的组织机构设置经历了委员会制和理事制两个阶段,并且形成了会员的入会与出会制、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会议制与集体决策制、经费管理制等较为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这种在国民政府法令约束下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形式上看是完备严密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因同业公会众多,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再加之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实际的组织运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略论民国时期天津航业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是适应近代经济结构转型和行业组织发展的结果,天津航业自公所到航业公会再到轮船业公会的发展,正是体现了这一趋势。相较于公所,同业公会发挥其服务、维权、联络等组织职能,适应近代经济规律,体现了新型行业组织管理特征。     

从同业公会"业规"看近代上海同业公会的功能、作用与地位——以20世纪30年代为中心

文章从20世纪30年代上海同业公会普遍订立的"业规"出发,分析了同业公会的功能、作用与地位.同业公会的"业规"表明:同业公会具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功能,它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代表了一个集合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业公会的"业规"同时也表明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干预的加强,对于同业公会"业规"的实际施行效果,尚须进一步加强研究.     

民国时期政府对同业公会的监督与控制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极端强调、重视国家权威与政府权力的格局体系中,任何一个社团组织的存在、运作、发挥作用都无法规避政治势力的影响.政府部门采取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条途径对同业公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逐步建构了一套立体式的管理体制.这些监控措施的实施,保证了政府对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的决定性领导地位.但是,严密的监控体系使同业公会丧失了社会团体组织的自主性,也束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监控体系办法,制约着政府通过同业公会等社会团体实现改造和建设社会的目的.     

利益集团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

在认定同业公会利益集团属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同业公会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并且从政治活动、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剖析了同业公会集体行动的困难及其解决措施,提出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结论.     

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城市的接收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政策和官员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使民间业主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各类财产纠纷不断.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等三个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围绕战后劫余纱布应否返回民间业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乃至司法诉讼,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的社会公案.这次民间组织与政府当局的公开较量,政府当局虽机巧地施展"选择性用法"的手腕,蛮横地压制了三公会的合理要求,但也极大地暴露了其损人利己、与民夺利的真面目,使民间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当局产生了深深的离心倾向.     

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

清末民初天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工商同业研究所,体现了工商同业组织发展变化的一种新趋向。这些同业研究所并非从事工商学理研究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过渡性同业组织。在确定自愿加入原则和实行投票选举制度方面,同业研究所明显体现出与传统行会所不同的特点,在组织结构上也与后来的同业公会不无相似之处。     

民国后期湖南自然灾害频仍原因初探

对于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仍且危害严重的原因,学术界向来是见仁见智。地理学界多从自然环境恶化、失去平衡的方面进行探讨,史学界则强调阶级的和社会的原因。史学家邓拓从考察典籍记载入手,认为：“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①。我们认为,应该从灾害的发生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以及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找原因。这种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的失衡既是社会环境破坏的结果,又是导致社会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社会环境中,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经常处…     

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

上海新药业同业公会是成立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抗战之后,同业公会将药品市场管理的重心集中在解决药品市场短缺及外汇配额问题上,此时政府对药品市场的干预较为明显,因此同业公会竭力与政府交涉,争取药源及扩大外汇配额,平衡市场供需。公会在协调行业立场、组织药品配售、平衡会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受制于政府之行业管制,公会的许多努力难以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工商领域行业协会发展思路研究

工商领域行业协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加入WTO都对工商领域行业协会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本文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云南省工商领域协会发展的历程 ,总结成绩和经验 ,面对机遇和挑战 ,深入剖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研究探讨我省工商协会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提出新世纪促进云南省工商领域协会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对策措施和基本思路。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