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谁是夏朝建立者的研究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谁是夏朝的建立者,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论.本文认为,夏朝是由鲧、禹、启三代共同缔造的,而又是以禹居首功.鲧是个失败的英雄,大禹治水成功,至少一半的功劳应该归鲧.禹建立了夏朝,启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私有制国家才真正得以确立.     

“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典型文化符号

禹被颂为“中华共祖”。“禹”文化符号的诠释与宣传,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大有裨益。学界对“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仍有争议,超越疑古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禹”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存在性已然无比“真实”。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大禹的崇拜与追思,禹庙、禹陵遍布;大禹足迹遍及各地;除治水之功外,大禹功绩还在于打破氏族部落时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建立夏朝,“画为九州”“任土作贡”,为后继者开创了国家形成与发展范式;大禹改造自然的哲学智慧以及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安邦救民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价值丰碑。“禹”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磅礴精神力量。     

布依族鱼图腾崇拜溯源

布依族传统及化中有明显的鱼图腾崇拜遗迹，表明布依族原始先民曾奉鱼为图腾崇拜物。布依族源于古越人，古越人也有鱼图腾崇拜。而古越人先祖"无余"乃"禹之苗裔"，禹之祖考颛项和鲧也都以鱼为图腾。因此本文认为，布依族的鱼图腾崇拜遗迹，是古越人鱼图腾崇拜的延续，其源可溯至曾以鱼为图腾的夏族原始先民。这是布依族深层文化具有夏文化因子的又一例证。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布依族的又化来源和古代夏越民族的关系，以及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特征的研究，都有实际的意义。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与时代价值

<正>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也自然增强着对于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围绕增强这"两个共同体"的认同,进行了战略规划与工作部署。中国自开启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进程,本身就是凝聚中国社会、整合国内各族而成为国家民族的过程。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是越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     

"东突"理论缺乏历史和现实基础

本文指出,"东突厥斯坦"是殖民主义者为了分裂、肢解中国而提出的政治概念,它既不是民族体概念,也不是民族学概念,与历史上存在过的突厥族和东突厥完全是两个概念.历史上,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完全停止过.新疆的历史是由诸多民族和当代民族共同创造的.所谓"东突厥斯坦"理论,违背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艺术源于前无古人的创造

2001年春,我驾车来到了有黄土高原“华夏第一都”之称的晋南。我要前往一个名叫“下乌”的古村落去寻访从事葫芦雕刻的“葫芦王”郑月巴老人。下乌村距县城北15公里,全村3000多人口,青一色的高大砖瓦房。村子周围,至今仍保留着北魏时期残存的古城墙。这里地处十三万年前丁村文化(后称汾河文化)的分布区域内,是我国旧石器中期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典型遗存发现地。古史记载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指的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在这一带(即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夏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正是建立在这片…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浅论——从"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内生的族群之一,以其伊斯兰教信仰为重要表征.历史上回族与各王朝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的互动关系,有着积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表现.清朝中叶以后,西北西南回族屡受政府打击,其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争教不争国"的政治态度.民国建立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回族紧跟时代步伐,在复兴族群的同时以主人翁精神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兴教救国"即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西夏·宁夏·华夏

西夏是宁夏历史上惟一以银川为中心建都的王朝。西夏王朝统一了西北广大地区,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并立,立国190年,传10代帝王。它不仅在宁夏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也有重要影响。说起“夏”字,好像中国人对她情有独钟。中国古代即称中华大地为华夏,经千百年至今沿用不衰。在远古,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建立的王朝即称为夏朝,以至于后世对中原地区的人仍称为夏族。以后的“夏”似乎向西北倾斜。公元五世纪初匈奴     

团结之路70年：新中国民族团结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全国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伟大历史。新中国民族团结事业走过了以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将民族团结与进步相结合的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三个离不开"的新时期、发展出"两个共同"理念的新世纪新阶段四个时期。进入新时代,中央创新推进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重点的民族团结工作。不同阶段民族团结事业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展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探索努力,背后的理论思想则反映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持续开拓的历史轨迹。     

试论我国依法治国之三步曲

纵观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1949年以后我国法制建设经历的三个阶段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刀把子"时代→"指挥棒"时代→"马笼头"时代."刀把子"是阶级斗争年代法律作用的主要标志;"指挥棒"是指把法律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马笼头"是宪政法治时代法律功能的标志.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离市场经济对法制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国家的权力,这既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策略——“民族”识别的历史动因探源

以云南地区的多元和多样性表现为例探讨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策略和历史境遇。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民族国家策略的历史进程,发现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国家策略上的差异,以及现代中国“民族”识别的出现,是中国深远的历史情境中的一个必然结果,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国家与各民族达成共识的基本路径。     

武陵酒鬼

<正>中国人喝酒,历史是很久远的,有人说是夏朝,有人说是周朝,还有人说人类还在猴子时期就发现了酒。煮酒和喝酒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酒能解忧,酒能助兴,酒还能使陌生人变成朋友,时至今日,已是无酒不成宴了。     

历史遗忘与国家观念的重建——透视泰国北部美良河村拉祜族的国家认同

泰国北部的拉祜族迁徙历史并不长,但对自己曾经的国家和故土的记忆却很模糊,他们主动"遗忘"了历史,并通过宗教故事杜撰了"没有国家"的集体意识。进入泰国定居后,在得到泰国公民证、获得泰国政府的福利和特殊支持后,新的国家观念又重新建立起来。对泰国拉祜族在迁徙中去国家认同和重建国家认同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构建国家认同的四个要素:合法性、利益获得、权力表达和文化包容。     

“国家孩子”的精神特质及时代价值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各民族人民亲如一家"的精神符号,是中国精神的地方性、民族性体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运用好这些红色资源,讲好"国家孩子"故事,挖掘"国家孩子"精神特质,提炼"国家孩子"精神符号的时代价值,对推进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进一步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南岛语言和闽方言中的禹神话考释

在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先生开始研究禹神话的时候,认为这个神话出自中国古代南方民族,后来他改变看法,认为这个神话出自中国古代西方的民族。本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南岛语言和闽方言研究禹神话,认为禹神话是远古时代百越民族的鱼类和爬行类动物图腾崇拜的产物。     

民族主义相关问题研究

欧洲对"民族"(Nation)有不同的解读.19世纪末,欧洲的"民族"主要是指公民或国民的总称,因此,欧洲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主义或国家主义,这与我们理解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产生于20世纪前后,其来源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是强调现实的法律政治关系,公民身份来源于权利与责任、义务,与血缘、历史和文化无关;二是强调血缘、历史、文化与公民身份或国民身份的必然联系,单一、纯洁的血缘是获取公民身份的唯一条件.有效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要清晰地理解"民族"与公民的概念;二要理性地理解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三要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四要实现现代化;五要建立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六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体系.树立超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最终消解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关键因素.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前秦苻坚灭前凉后开始自称前秦为"中国",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秦、汉、三国、西晋称"中国"者皆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自称治下为"中国"乃后赵石氏首开其例,但其内涵不如前秦.氐族是汉化最深的少数民族.苻坚采取优待各民族的政策,施行仁德之政,实质是全力推行汉化,实现中国"六合一统"的目标.前秦崩溃的原因很多,但与苻坚的认识误区密切相关.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