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侃”

目前主要的工具书对“侃”字的训释与现实生活脱节.《说文解字》对“侃”字的解释属于误训.“侃”字在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其本义为喜乐、愉悦.裘锡圭先生认为“侃”字最初是一个表示“衍”的假借义的分化字.现代汉语口语和方言中把带吹牛意味的闲谈叫作“侃”,这种用法在元代就有,它属于“永”、“衍”和“侃”三字的共同引申.“侃”字的刚直一义很可能是假借义.     

假借和通假研究综论

许慎的假借指"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一种文字借用现象;后来,文献中文字分化、书写时同音替代等现象都用假借来称说;到清代后期,小学家将假借分为有本字的假借和无本字的假借两类,为了区别将后一类称为通假。事实上,假借和通假是本质不同的两种语言现象,假借指借用一个字去记录与其本用没有任何联系的另一个词,通过形体的借用扩大了原字的功能,是字用范畴的概念;通假指读音相同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互相借用的一种现象,是字际关系范畴的概念。早期人们将文字所记录的意义从结构上划分为本义、假借义,后来逐渐从假借义中区分出引申义,从而构成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三分的格局。     

现代汉语词类活用初探

本文认为“词类活用”是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的语言现象。古代汉语的活用类型大都存在于现代汉语中,反映了语言的连续性;汉语的古今演变又使活用的类型产生了新陈代谢,折射出了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认为:从语境的角度可以寻绎出“活用”这种看似不规则语言现象的规则,活用词由于语境中相邻语法成分功能的同化而“转类”。     

<说文解字注>中的"引申假借"

本文详细分析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引申假借”的性质 ,指出有的是词义引申 ,有的是用字假借 ,拟声拟态词 ,语境临时义等。并剖析了段氏造成这种矛盾和失误的原因 :有社会历史的、也有语言本身的。我们治学既不能盲从古人 ,也不应苛求古人     

略论《广雅疏证》中的“对文异、散文通”

《广雅疏证》中有大量的“对文异、散文通”,这种现象体现了在不同语境中言语义和语言义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反映了王念孙父子对语言义和言语义的认识。《广雅疏证》中的“对文异散文通”有两种类型:一组近义词的全部或部分词语的意义在“散文”中发生变化。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

关于汉语词义的演变方式,一般只提引申和假借。但有很多词义演变现象,无论是用引申还是假借都解释不了,本文将要研究的“相因生义”现象就是一例。一所谓“相因生义”,是指这样一种词义演变现象:一个词由于受另一个与之相关词意义的影响而产生新的义项。这种现象叫“相因生义”,这个新产生的义项就叫“相因义”。汉语词汇中各个词是通过一定的关系集合在一起的。它们可以通过意义上的关系而被集合在一起(如同义词、反义词等),构成一种聚合关系,也可以通过造句时各个词的联系程度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

关于汉语词义的演变方式,一般只提引申和假借。但有很多词义演变现象,无论是用引申还是假借都解释不了,本文将要研究的“相因生义”现象就是一例。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假借研究

清代学者朱珔所撰《说文假借义证》是探讨假借问题的文字学专书,在清代六书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以《义证》为研究对象,结合朱之垿所补充《凡例》,对书中假借术语如“通借”“省借”“转借”“异体假借”“形近假借”“不定谁借”“互借”“通用”“两借、连借”等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朱氏所用术语的内涵。在假借观上,朱氏确立“以义正字”的假借原则,强调“义证”的作用;认为假借是用字之法,必有本字;从理论上提出了“非必假借”的分析,匡定假借字的范围;但在某些假借问题上,将假借与引申混为一谈。     

段玉裁假借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

段玉裁提出了假借理论的“三变说”,其所认同的假借包括字假借和部件假借、音同音近相假和形近相假、本无其字假借和本有字而代之的假借、引申假借和真假借、转移假借等类型,并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有发挥。段氏的假借所包含的内容无疑过于宽泛,但他提出了大量假借事例,用假借为训诂,跳出了字形,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读词义,这些做法无疑是可取的。     

通假举隅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说:“夫:假借一门,触目皆是,不胜书也。”①假借分为两类,一类是造字时的假借,即本无其字的假借,是指语言中的某个词本来没有为它造字,需要将它形之于书面时,就借另一个现成的字来表示,这就是所谓“本无其事,依声托事,后圣所为济象形、形声、会意、转注之穷,而通其用于不穷者”。②本无其字的假借多为虚词,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慧琳《一切经音义》转注、假借考

文章在对慧琳《一切经音义》转注、假借作了考释后认为:慧琳在《音义》中对假借义的解释开后代辞书立通假义项之先河。他对经文中“假借”现象的研究既承前贤又开启后代。后代学者对于假借规律的探讨,所示的同音假借的规律,基本上不外于此。这一问题的研究成就蕴含着几代人的努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慧琳是做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的。     

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达

传统的“本字”“本义”理论不能区分形义联系的不同层次，混淆了字词形义联系与词义演变系列之间的本质性差别。应该重设概念组来准确描述形义关系：1．从形义关系角度设“构件义、字形义和字符义（目的义、相关义、假借义）”。2．从字词对应角度设“联系字、假借字、联系词、代记词”。     

古汉语一词多义的解释

古汉语词汇中,绝大多数词都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义,也就是通常说的“一词多义”。怎样去解释和掌握这些多义词,朱骏声先生提出了三个步骤,先释本义,次引申义,再次假借义。王力先生同意这种做法。朱说的假借,包括我们现在区分开的“没有本字”的假借和“不用本字的通代”两类在内。今不妨另加第四个步骤——释通代义。以“道”字为例说明如下。     

山东方言语音中的双重同化

语音双重同化现象是语言中很少见的、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山东方言也存在着语音的双重同化, 它是只涉及声母和韵母的同化现象,其同化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叠音词。     

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

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类，它跟写成不同汉字的声调有别的同源词在语源上同质。如果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之间存在着写成不同汉字的意义相关而不相同的同源词，那么一定能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通过对上古反映声调的材料的考察，这类跟四声别义同质的同源词在“平：上”“平：去”“上：去”“去：入”之间都存在着通转关系，所以上古汉语一定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清儒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既承认上古汉语存在着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又反对上古汉语有四声别义，这两种主张是矛盾的。     

通假辨正举隅

通假现象是文字使用时的同音替代,借字与本字(或称正字>之问意义没有联系,是它的基本特点。前人统谓之“假借”,概念含混。今人把“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造字法则称为“假借”,把“本有其字”的同音借用称为“通假”,概念就比较明确了。发明文字通假,这本是清代研究语言文字的一大贡献。戴、段、二王诸大师,打破文字形体束缚,从文字的声音推求词义,认为“字之音同音近者,经传往往假借”,故应“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见王引之《经义     

评刘又辛教授新著《通假概说》

刘又辛教授的新著《通假概说》(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假借问题的专著。关于假借字的基本性质,历史上有过几种影响较大的学说。首先是起源于汉代的假借造字说。《汉书·艺文志》最早指出:“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种把假借置于六书之内,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等同起来,相提并论的做法,反映了文字学发展初期,人们对假借问题的模糊认识。这种认识的不足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假借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不同,它不是一种造字的方法。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只是借用已有的字来记音而已。所以清代学者对假借造字说的理论,早就引起怀疑,戴震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文字的四种结构类型,     

略论近代汉语偏义语词

自从明末清初著名的语言学家顾炎武首先指出古代汉语语词的偏义现象以后,俞樾、杨树达、黎锦熙、刘盼遂和余冠英等诸家对偏义语词又陆续有所发现和阐释.最近又有人发表文章,试图在已经发现的古汉语偏义复词的基础上,摸索这种语言现象的内部规律,把对偏义复词的研究推进一步.可见,偏义语词一直是语言学界感兴趣的一     

关于《马氏文通》字类理论的再认识

《文通》以义定类:一字一义,则一字一类;一字数义,则一字数类。后者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实际上就是字的兼类。且《文通》的最小运用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因而一字数义的兼类现象就多了起来。而当某个字的甲义临时引申为乙义时,该字则由甲类字"假借"为乙类字。可见,《文通》的字类理论自成体系,其"字无定类"与"字类假借"并没有自相矛盾。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