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杭州、宁波、湖州、温州和绍兴五个城市的初步调查

(一)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指出:“这些     

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观述论

本文以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对儒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作探讨。文章提出,儒家文化本身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一个悖论。在政治观念上,儒学是一个导向封建专制主义的体系,但又主张开放改革,倡导民本、人本和民主意识。在经济观念上,儒学是重义轻利,甚至否认利的学派,但又主张重利节本裕民。在价值观念上,儒家主张“明哲保身”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惠意识,也是矛盾的。文章强调应以辩证逻辑的流动范畴来审视儒家文化的悖论命题,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础上的新的超越。     

试论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虽然有相协调的方面,但是,至少在“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建立基础、贤人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治国方式、圣人规则与常人规则的社会规则、内心操作与行为操作的操作过程、等级制度与平等制度的主体地位、家族归贡与个人归责的归责原则、义务本位与权利本位的规范内容、家族基点与个体基点的规范目的共八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而各冲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归根结蒂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人格依附与人格独立的冲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必须彻底清除儒家伦理与现代法律相冲突的方面。从而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     

论儒家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作用

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商品经济直到今天还不甚发达。究其原因，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统治国人几千年的儒家伦理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本文主旨即在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商品经济的阻碍作用，以此说明要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不仅要更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而且要抛弃阻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儒家伦理思想，舍此，便不能确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一、商品经济确立的前提是承认人具有求利的本能，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平等的自由竞争。儒家主张性善说，宣扬“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阻碍…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论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我国的传统文化,称为“儒家文化”,甚至把东方一些接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也纳入“儒家文化”的范畴.有人也许会问,“儒家文化”这一概念是否能够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内容?要说明这个词题,就必须搞清儒家文化的内涵,以及它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沈阳行政学院孙政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具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儒家文化与“亚洲伦理工业区”

美国学者H.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以令人信服的经济数据证明,儒家文化在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活力。“亚洲伦理工业区”也许是一个比“儒教资本主义”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这一地区能够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构成了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然而,对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的讨论由于一些学者对韦伯理论的误解而引入歧途,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韦伯命题”重新诠释。     

中华民族若干传统伦理精神论略(之一)

在东亚大陆这块优越而又封闭的辽阔土地上，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君主专制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含有一定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而成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塑造了注重人伦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德性文化”。因此，在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土壤中，相应地培植起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一系列基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国家”的基础。在宗法社会的家庭制度、乡村制度下，生发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中一种特有的根本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一）家的价…     

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与条件——兼论黑龙江省县镇第三产业的发展

一第三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奴隶社会初期发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独立化以后,经过工业革命,西欧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充分发展,各种服务业不断兴起壮大,时至今日形成了门类繁多的第三产业,其产值和就业人数在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三产业就其类型来讲,可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     

论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往往使一些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淡化了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上的崇高追求,从而在文化上迷失方向。然而,蕴含在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中的文化理念,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企业发挥着精神“发动机”、价值“导航仪”、伦理“制动器”的作用。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构成的文化理念,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真正成功之道。     

王村调查──农村老人家庭权威的丧失及其养老问题

传统家庭中老人权威的获取与维护有赖于以下三大因素：①传统的因素：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②制度的因素：封建国家的有关律法和族规家法；③资源的因素：老人的家庭财产所有权，以及自然经济条件下他们在生产技能、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优势。由于我国传统社会具有“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体现在伦理文化上，则是道德——法律——政治的一体化。家庭伦理承载着国家的政治秩序。所以，1949年以前，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因受到国家政权的有力保护而一直十分强固。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     

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思想

在中国灿烂多姿的伦理文化中,群体主义象一片汪洋大海,个人主义不过是波浪里偶尔露头的几块礁石。它以全裸的吝啬、庄重的自私吸引着一代代人惊奇的目光。 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伦理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本位。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社会利益再小也是大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儒家所高扬的一面人生大旗。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韩非较早揭露了利己人性,杨朱和《列子·杨朱篇》阐扬了“一毛不拔”之论。他们反对“月亮把她的光明普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①,公开亮出了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     

如何客观认识温州农村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

“温州模式”对富民作用大,已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这是主流。有人认为“温州模式”会产生“个人富、集体空、国家穷”。笔者认为,温州模式使国家穷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正相反,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几个县,财政收入60%至70%,取之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区乡。我们的认识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强国富民。至于温州部分区乡集体经济薄弱,原因是多方面的。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中国文化的前景——新的综合

郭齐勇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上撰文,就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文化传统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时下海内外学术界提出的“儒学复兴。说、“彻底重建”说和“西体中用”说提出异议,提出了他的“新的综合”说。郭文认为,主张“儒学复兴”说的海外华裔学者关于现代化决不等于西化的论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特殊价值的发掘,都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儒学复兴”说至少有四点谬误:第一,把多元的、多民族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上层和民间的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第二,在造成东亚五地区经济起飞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复杂原因中过于强调了文化因素并把它等同于儒家伦理;第三,贬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中国近代商人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中,商品经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由此,昔日传统社会中地位卑微的商人群体逐渐崛起,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着眼于中国近代(1840-1919)商人群体,根据他们依附的对象进行分类,并结合当时的国家政策、文献资料,考察这个群体与国家关系的变迁,深入分析其中的政商关系及成因,并以史为鉴,探讨了上述分析对当下政商关系的启示。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在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围绕着两个模式的运行机制,分别就它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中各自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行、区域内经济的协调与运行以及总体运行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比较,从中揭示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就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村如何向商品经济转换的问题,而实现农村工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论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早期运用——“文化意义”的检索和由此引出的关于东西方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

本文认为,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是与他著名的方法论概念“理想类型”的形成一致的,社会学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认识现实的独特方法和角度。文章侧重对“理想类型”方法的早期运用“功能性”(实际)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了韦伯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儒家伦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