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诗词中的草木禽鱼问题

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要学《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说

<正> 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主要通过论诗、论乐,阐发儒家的美学理论。他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之一的兴观群怨的论述极其深刻,是我国古典美学宝贵的理论遗产。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小于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自孔子提出     

“多能鄙事”质疑

<正> “多能鄙事”见于《论语·子罕》,原文是:“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孔注说:太宰之问,“疑孔子多能于小艺”。又引包注释孔子所对:“吾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此后,注家学者沿袭不疑,均作如是读、如是解。更有甚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按:“疑孔子多能于小艺者,正以礼乐是艺之大,不得为鄙事。惟书、数、射、御,皆是小艺。”然而寻绎文义,笔者以为旧解未得真谛而附会曲说。     

《诗经》的社会交流功能和符号学——兼论赋诗言志风气形成的原因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但《诗经》除了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外,它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还有其实用的价值与功能.作为教育手段来说,它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来说,它是贵族阶级、士大夫特别是外交官员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结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     

是故作谦虚还是“夫子自道”?

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他说的一句话又被引用起来。那就是:“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对“何有于我”应怎样理解,向来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见于《十三经注疏》本,认为那是表示“不难”之辞。另一种见于朱熹《四书集注》,认为那是表示“不敢当”,是“谦而又谦之辞”。因此,有人把它译为:“这些对我有什么困难呢?”(《光明日报》1978.7.18《孔子教育思想试评》,更早则见《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又有人译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即“这三件事我都没有。”(王力《古代汉语》1978年重印本,更早则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两种解释恰好相反。     

孔子天命观和神鬼论新探

一、孔子的天命观是唯物主义的要弄清孔子的天命观,必须弄清孔子是否把天视为神?《论语·八佾》说:“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可以译为:“王孙贾问道:‘与其好好地祭屋里西南角神,宁可好好地祭灶神,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不对,冒犯了天,不必祈祷什么神了。”王孙贾与孔子的这一问一答,说明了两点:(1)孔子认为神对天无能为力;(2)孔子没有把天视为神。《墨子·公孟》说:“儒     

关于子桑伯子

<正> 《论语》一书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有史籍可考,一部分则已无从查考。也有一些人,介乎两者之间,在史籍中若隐若显,要化一点功夫,才能考证出他们的某些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这样,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会有帮助。例如子桑伯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雍也》篇有一段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这里的子桑伯子究竟是何许人?清以前注《论语》的人多语焉不详。刘宝楠写《论语正义》,把有关子桑伯子的史料加以集中,此人的事迹才稍见端倪。     

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释《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我们读《论语》时,往往要参考司马迁的《史记》。因为《论语》的性质原属“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这些言论记载下来了,可是他的话是在什么场合和形势之下讲的,几乎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我们可以靠《史记》作些考证。拭举一例: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马。” 《论语》里只有这样简单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昼寝”别说

《论语·公冶长》上记载:“宰子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情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关于“昼寝”一词,古今注辩者多解为“白天睡觉”,意思是宰子白天睡大觉,孔子很生气,说他象朽木一样不可雕琢,象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连批评也不值得人批评了。初读《论语》总觉得孔子的批评太过了,学生偶而白天睡一次觉,也不应该把他说得一钱不值,不堪造就。昨翻周亮工《书影》,始知“昼寝”尚有别说,自以为旧疑可释;引以示有同疑者。《书影》引乔文衣话曰:“经书中鱼亥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论语》早期编纂过程及篇章政治学(上)

从孔子死(公元前479年)到曾子死(公元前432年)的四五十年间,《论语》曾有过三次编纂:第一次是在孔子初死(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六十四位弟子为之守丧三年,由仲弓牵头,子游、子夏协助,将众弟子回忆记录的大量简书予以讨论、选择、润色、汇总,奠定了《论语》最初的格局。第二次是在三年守丧结束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孔子子弟开始分散,留在鲁国的弟子将孔门重新开张,子夏、子张、子游等少壮派弟子推举有若主持事务,并且对已经初步成稿的《论语》作了调整、修饰和增补。二十篇的框架,于这一两年间可能已见模样。第三次是在曾子死(鲁悼公三十五年,公元前432年)后不久。此时,七十子已经凋零殆尽,曾门在鲁地成为最有实力的儒门学派,由孔子的孙子子思以及乐正子春等曾门弟子,对《论语》进行实质性的增补重修,最终形成孔学以颜、曾为圣徒的道统脉络和篇章模样。这些编纂均非"零价值",既要光大孔子形象、儒门道统,又要突出本门派最能继承"真孔子"。这就形成了首篇《学而》"子曰"、"有子曰"、"曾子曰"的排序,二十篇有公冶长、冉雍(仲弓)、颜渊、子路、原宪、子张六人上篇题,以及"四科十哲无曾子"的千古之谜。     

教化与审美──也谈《论语》的诗学理论

作为一部内容庞杂、包容量极大的哲学著作，我们并没有期待孔子的《论语》会成为一部诗歌理论专论，但要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我们却不得不以《论语》为奠基之作。一般认为，《论语》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有十分重要的论述，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辞达而已”说和“文质彬彬”说等。但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实际上，孔子主要是对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主要是以诗歌理论为其核心。霍松林先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的《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一书中就认为：“《论语》里多处提到‘文’、‘文章’…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说“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关于孔子所言“文献”之义历来说者异趋,莫衷一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解释,是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学术大师郑玄之说,“献,犹贤也.我不以